民国初期，封建清王朝刚被推翻便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再加上后来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一些人便趁乱占山为王，这使得民国时期各地土匪十分猖獗。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众多势力庞大的土匪头目，比如老洋人张庆、山西悍匪乔日成、“包打洋人”杜立三、湘西巨匪王大榜等。在这些土匪头子当中，最凶残的土匪恐怕就非姚大榜莫属了！他为非作歹五十年，仇家众多，却一直活到了68岁，但是最后因为被逼走投无路而跳河自尽。
光绪壬午年，姚大榜出生在晃县方家屯杨家桥的一个平民家庭，他祖上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生父名叫杨德钦，生母杨氏，家中有兄弟姐妹五个，但哥哥早夭，剩下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一生未嫁。年龄最小的姚大榜因为是家里的独子，所以父母对他无限度溺爱，这也让他养成了娇纵跋扈的性格。
少年时期，姚大榜成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朋友。他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样样都沾边，他的父母却不管他。后来父母把他送进了私塾，在里面他识得了些字，看了些杂书，可是偏偏好的没学到，坏的倒是学得淋漓尽致。他十分崇拜书中大奸大恶之人的手段和手腕，甚至还立志要成为靠打家劫舍来发家致富的“强人”。姚大榜心不在读书，父母不想让他最后文不成武不就，于是把他送进了讲武堂，这恰好称了姚大榜的心。在讲武堂里他学会了一套耍枪弄棒的本领，而且他的身体素质极好，即使爬大山也如同平地，跑步更是健步如飞。
在乡里，他无聊时便拿人取乐，特别喜欢用烟袋烧妇女和青年人后脑勺的头发，被烧的人表现出一点不满，下场会更惨。人们都害怕与他接触，姚大榜也被称为“姚老辈子”。他母亲死后，因为他经常干一些丧尽天良的事，父亲认为他辱没祖辈声誉，可是任凭姚父怎样打骂都无济于事。姚父悔不当初，也因为养了这么一个泯灭人性的不孝子，被活活气疯了，后来没多久姚父就去世了。
姚父死后，再也没有人能管教姚大榜，他很快就彻底走上了上山落草的道路。同乡一个叫蔡建狗的偷了他的牛，姚大榜气势汹汹找上门评理，可蔡家人人多势众，不但蛮横无理，还嘲讽道：“要退，只有拿白鱼崽退你。”恼羞成怒的姚大榜一气之下用土夹板把蔡建狗给打死了，然后他因为害怕蔡家人报复，便教唆邻村的姚国安，姚本富和他结为团伙，还从号称唐大王的唐青云那里，拿到了20多把枪。此后，姚大榜真正踏上匪路，成了亡命之徒。
姚大榜在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持枪掳人抢财，残害无辜，后来更是发展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土匪队伍。湘黔两省交界地带位置偏僻，森林高深茂密，地势复杂，利于抢劫。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烧杀抢掠，他把家人从牯牛溪迁到了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带——方家屯。随着掠夺来的财物越积越多，姚大榜的财势愈加雄厚，他便开始购田置地，修建豪华房屋，还在贵州玉屏县雾城建了一栋豪华别墅，专给他的压寨夫人蒋冠英居住。不仅如此，他还强抢了5个民女凌辱玩弄。短时间内，他的家产由原来的六十石田变成了一千两百多石，掌握着雄厚的土匪武装力量，在湘黔边界成为了名噪一时大恶霸。
姚大榜上过文武学堂，所以他有着一定的管理才能和军事谋略，为匪的50余年里能安然无恙且愈发壮大，确实有着自己的保命之道。在匪窝里他坚决不允许外人和手下在方家屯附近为非作歹，如果有谁违反，那将追究到底，决不轻饶。当然这不是他发了善心，而是因为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有一次，一吴姓匪兵不听指令，在姚大榜管辖的范围内抢劫并杀害了一个过路商人，而外界把这笔血债扣在了姚大榜的头上。姚大榜自认为大丈夫要敢作敢当，最痛恨被诬陷，于是怒不可遏的他追查吴姓匪兵下落。那吴姓匪兵看到面目狰狞，仿佛噬血成性的姚大榜时，被吓得四肢瘫软，连忙下跪磕头求饶：“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求老辈子饶命啊！”姚大榜叫到：“好，你回去吧！”匪兵以为大当家发了善心，站起来赶紧开溜，可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便被姚大榜射杀！
为了笼络当地人心，掩人耳目，姚大榜在贵州玉屏县还建立了一所中心学校，自己出任校长，还大肆虚假宣传自己的善举，希望县里人对他感恩戴德。表面上他帮助乡邻，暗地里却在搞见不得人的勾当。因为他把学校作为据点，与附近的土匪互相勾结，在此坐地分赃。
1918年，姚匪愈加猖狂。龙溪口商号对他忌惮不已，一众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请姚大榜担任晃县保商大队中队长，想借机笼络他，可贪心的姚大榜岂是这样就能喂饱的。他与商号里的一些人互相勾结，给商号施加压力，三番五次向商号索要物资，得到足够物资后更是直接占据了玉屏县，使玉屏县脱离政府的管控。后来，北洋政府迫于无奈，被迫招安姚大榜，任命姚大榜为湘黔边区三县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让他主管这一带的治安，姚大榜有了权利后更加明目张胆，大肆吸收匪徒扩大队伍。
1926年，北伐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买兵马。姚大榜听说后当即带领手下前去报名，姚大榜因为主动投诚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但土匪毕竟是土匪，他们做事从不讲究原则，他们骗取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饷后便溜之大吉。1934年，国民党政府再一次对姚匪进行招安，这一次姚大榜还是故技重施。他被任命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后不到一年，就带着枪支弹药和手下悄悄溜回了山上，继续当起了山大王。
张本清原为黄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西安事变以前曾在蒋介石部下担任过团长和旅长，蒋介石对他特别重视他。张本清是正规军人，特别重视军纪，也是为数不多让姚大榜特别头痛的人。张本清曾说：“我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鱼铺，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我不允许土匪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在张本清的威压下，姚大榜也一度“改邪归正”。1939年，张、姚联合击败了塘泵矿的张平刚，然后他俩合作经营起了泵矿，两人也因此私交甚密。后来姚大榜再次作乱，遭到国民党独立团围剿，家里妻儿被捕，走投无路的姚大榜找到了张本清，张本平保出了姚大榜的妻儿。为此，姚大榜多次宴请张本清，甚至许诺：“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会忘了你的救命之恩。”可过后不久，姚张两人就因为泵矿盈利分赃不均而结下了疙瘩。此后，姚对张怀恨在心。后来张本清因为娶自家堂妹而遭到家族批判，姚大榜也趁机在宴席上嘲讽张本清“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堂妹都不放过”。自此之后，两人关系彻底决裂。
后来，张本清丢了官回晃县，便大肆发展家业，他建立公司，不仅侵占江西帮的土地，还处处抢江西帮的利益，这让江西帮愤愤不平。江西帮派人找张本清谈判，要求他归还土地，可权大势大的张本清根本没把这些小帮小派放在眼里。江西帮对此怀恨在心，决定暗中除掉张本清。江西帮权弱力小，不敢明着出手，便想到了一招借刀杀人，于是爱财如命的姚大榜便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刀。江西帮花费重金，请姚大榜出手，再加上其他小帮派极力唆使，姚大榜杀张本清的心更重了。
转眼间到了1949年农历二月十四日，正逢龙溪口赶场，集市人多混杂，是刺杀的最好时机。打听到张本清要到集市上办事，姚大榜早早派遣早已暗中投靠他的吴玉清和姚国安等人埋伏在街上，当张本清一个人在斌星街口小摊买烟时，吴玉清走上前大声喊到：“张旅长，你买烟？”张本清刚回头就被吴玉清一枪打中太阳穴而毙命。枪声一响，集市大乱，这伙匪徒便趁乱逃跑。张本清一死，姚大榜心头之石也终于放下了。
除掉张本清后姚大榜感到轻松了不少，但姚大榜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总思索着：“吴玉清连他的顶头上司都敢杀，说不定迟早也会遭他毒手。于是姚大榜以吴玉清霸占他人妻女的罪名，也把他枪杀了，就连一直跟随自己的姚国安也没放过。张本清一死，压制姚大榜的力量也就消失。此后姚大榜更加肆无忌惮，成为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不过，姚大榜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晃县开始剿匪，在解放军的围追堵截下，晃县土匪很快就土崩瓦解。当时，我军本着减少伤亡的原则，也曾派进步人士胡秀琰去劝降。在我军的重重封锁之下，姚大榜看不到更好的出路，便同意投降。可就在他准备去投降时，一乡里人给他送来两条大鲤鱼，送鱼人喊到：“姚公，鲫鱼。”看到鲫鱼的姚大榜脸色突变：“鲫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于是，他把匪窝迁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准备顽抗到底。
姚大榜的儿子姚应科是一名进步人士，曾就读于贵阳大学。因为看到湘西各路土匪被我军一一剿灭，于是他屡次劝姚大榜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可一向刚愎自用的姚大榜根本听不得投降的话。他恼羞成怒，眉毛一竖，怒目圆瞪，大骂到：“逆子，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吃了你！”随即掏出枪，对准姚应科的脑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手下赶紧去抬姚大榜持枪的手，这才救了姚应科一命。姚应科也彻底死了心，慌忙逃了出去。
1950年秋，姚大榜的藏身之处被匪徒黄东生供了出来。在县大队和民兵的追击下，姚大榜带领一众部下慌忙逃往扶罗、新寨，凉伞等地。8月30日，姚大榜妄图在凉伞与我军决一死战，姚匪毕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数千名匪兵很快被歼灭，但是姚大榜却趁机逃到了壕庆湾。我军乘胜追击，没多久就抓住了他的老婆、女婿和舅舅，而姚大榜带了十多个手下准备逃到十家坪，打算在十家坪集结一些散匪，偷渡回老巢以便继续为匪。解放军乘胜追击勇追穷寇，早已弹尽粮绝好几天的匪众此时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可是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姚大榜逃到十家坪时，手里只剩下十多个匪兵。
当天零晨，姚匪准备渡河，可我军早已在河对岸做好了准备。当姚匪的船划到河中央时，我军立即开枪扫射，匪徒瞬间乱做一团，慌乱之中姚大榜所乘的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到了河里，最后恶贯满盈的姚大榜活活淹死在了河里。姚大榜一死，晃县的匪患终于得以解决，晃县百姓也终于能回归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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