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在城东村野外遇到了深南县委书记刘露洗,将王、叶首长安排在魏家庄支部书记魏子畲家的地洞内隐蔽了三四天。在此期间,我们一面派干部收容失散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一面派人到路南指挥部,我们很快找到了分区政治部的敌工站长刘子明(该同志负责深县、衡水、深束和束冀4县的敌工工作,常住祝家斜庄)。由他设法通过石德铁路上肖家屯敌炮楼内伪班长李振锋、伪队长王兴武和安家村伪警备队中队长康景堂等内线关系,于5月31日晚将王长江司令员与一批干部安全地送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隐蔽在衡水县的老旧城,于6月3日、4日与路南指挥部的首长们胜利会合。
林子元营长带领的二营部队,突围后便与分区司令部失掉联系,他们在5月26日晚转移到深泽县中央村。天刚亮,又遇到日军分3路进攻,他们集中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去。27日，林子元带领部队在深泽县的高家庄刚刚与八连汇合,又遇到敌人进攻,战斗到天黑,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后来由当地老乡带领,从两个地道口突围出去。在深泽县南北宋庄,他们又配合七分区二十二团战斗了一整天，与兄弟部队共同创造了宋庄突围的奇迹。9月份,这支部队还剩下一个多连的兵力,由柳条等率领,绕道晋察冀,越正太路,在太行一分区赞皇县的枣林村,归还了警一团的建制。这些战斗虽然不是在六分区进行的,也应载入二营的战斗史册。冀中警备旅一团二营是一支坚强的钢铁部队,连续6次抗击了超过他们数倍的凶恶敌人,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胜利地保卫了分区的指挥机关,它不愧为我党培育的一支英雄部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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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第二次对深南大“扫荡”时,刘露洗率领大队,周旋于回龙庙、陈二庄、孙家村,最后在距敌据点位家桥附近的阎家城西隐蔽了3天,因敌人据点太多,不便集中活动,遂将游击队分散成以班为单位开展活动。敌人对深南地区反复“扫荡”后,经短暂休息、调动,于6月初,将“扫荡”重点转到石德铁路以南的衡水、束冀和晋县以南地区。反“扫荡”以来,我路南大部分部队和县游击队均已深入到敌后,根据地内仅有地委、专署,路南指挥部和一团的第三营、束冀县大队(分为两股)。“扫荡”前多住在狼窝、孤城、孟家庄、衡尚营、南北增庄一带。当路南情况紧急时,各领导机关便向南转移到沙疙瘩一带村庄。
敌人对路南的大“扫荡”,大概是在6月3日左右(有的讲是农历四月二十九)。这天,衡水与冀县码头的敌人沿滏阳河以北地区进攻。我党、政、军机关在地委警卫营(约两个连)的掩护下,边打边撤,机关转移到滏阳河北岸冀县的范家庄,机关大部人员渡到河南,地委和“南指”的首长们仍留在北岸,观察敌情。后来发现一股敌人冲来,在非常紧急时,分区旷兆伏政委夺过一挺轻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将冲击之敌打退。
警卫营因为掩护领导机关,撤退较晚,当天9时许被敌人包围于蒋庄,同时被围的还有束冀县的七、八两个区小队。蒋庄是个小村,有50余户人家,房子很矮,不利于防守,激战到下午1时许,终因敌众我寡,除极少数幸存者外,共牺牲了40余人,营长张家干负重伤,在我基本群众的救护和照料下,才得以脱险。
在蒋庄战斗的第二天,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撤回原驻防地,我路南领导机关、晋藁县委及束冀县一区区委,得知石德路沿线增加了敌人,准备“扫荡”我根据地的消息,晋藁县委领导便深入到晋县的桃园村西桃树林内,县大队也北上转移到铁路附近的东西蒲城一带的野外麦地里隐蔽起来。我“南指”在旷政委的带领下,向西插到宁晋四芝兰据点附近的北圈里村。四芝兰据点的大批敌人,向东拥进我根据地。我束冀一区区委书记王玉,率区小队南撤到辛集倾井村南的道沟内隐蔽,并监视出动之敌。
同一天,贡家台、磨头等据点的敌人,也向路南出动配合“扫荡”。我束冀县委领导同志和大队长李占宾率一个小队(20余人)住辛集禇家庄。当敌人分数路向辛集大小车城、禇家庄合击时,县大队被敌人包围在诸家庄至西曹庄之间的梨树林内,经过激烈战斗，仅有四人冲出,大队长以下20余人壮烈牺牲。县大队的另一部,在东孟庄、木店、芦家庄一带与敌人周旋竟日,未受损失。我一团三营,在营长原金丰率领下,长期单独活动于束冀县与衡水县交界地区。在敌“扫荡”前,配合路北的反“扫荡”,曾在分区政治部主任龙福才的指挥下,一度攻入辛集木邱据点,当得知敌人要大“扫荡”的消息后,便立即后撤,在辛集木店附近与合围之敌激战一次,便转移到滏阳河南岸一线,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敌人当日返回据点,我“南指”连夜从宁东转回根据地的南北律村（属今桃城区河沿镇）。这几次反击敌人“密集扫荡”的战斗,除深县李家角战斗外,我军均受到较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