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4日—7月13日，是我军整顿部队,主力外转阶段。敌人的大“扫荡”虽然已基本结束,但是结束后的占领与以往却大不相同。以往敌人“扫荡”就像一阵狂风暴雨,“扫荡”后便缩回据点。这次“扫荡”结束,敌兵未完全撤回,而是以中队、小队分驻,建碉堡,安据点,进行所谓彻底的“剔抉清剿”,以达到彻底摧毁我根据地的目的。
在我分区根据地的基本区以内,敌人大量地增设了据点,整日派出伪警卫队、特务班及“清剿”工作队,不分昼夜地进行纵横搜索,分股“清剿”;敌人的车子队、骑兵巡逻队,在野外搜捕我零散人员;他们还利用叛徒(如原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束冀县二区武委会作战部长孙大兴、深束县司法科长薛彪等)搜捕我干部,挖掘我埋藏的枪支、弹药、粮食和军需品;以种种残暴手段威胁毒打群众,逼群众供出我干部、八路军、伤病员。
日军残酷地屠杀根据地群众
敌人有一次在深南王家铺抓走了27人,以杀头相威胁,逼令群众供出伤员及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先后杀了16人,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俺村没有！”接着又杀了数人，村武委会主任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干部,要杀要剐随便。深南东王庄,有我分区埋藏的重武器、弹药和枪支,敌人让群众交出,群众一口咬定“不知道！”结果被杀10余人,保住了我军用物资。在敌“扫荡”中,许多堡垒户不仅掩护了我军战士,而且还掩护了我许多领导干部以及首长的家属。
日军用活人当靶子练习刺杀
在抗击日军“扫荡”的作战中,我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地方干部中深南陈二庄区的区委书记董克仁,在敌人的烈火焚烧中,还不断地高喊:“日寇必败,共产党万岁!”深束县一区的领导干部,在反“扫荡”的一个月当中,先后牺牲了一位区长、两位区委书记。敌人为了达到其修据点、碉堡以及建交通、通信设施的目的,强迫群众填道沟、修公路、挖封锁沟,向各村要砖、要木料,哪村不给便去烧杀,弄得我根据地人民整日惶恐不安。县以下党政机关,一度上下失掉联系而转入地下。
我根据地的村庄,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满目疮痍,形成一幅“村村起狼烟,处处有新坟”的凄凉景象。六分区在整个反“扫荡”期间,被敌人打死、打伤及抓走的群众,就有5万人之多!与此同时,在我束冀县以南、宁晋县以东、滏阳河两岸地区,却出现了短暂缓和局面。6月初,我路北分区司令部与路南指挥部,在石德路南会合后,即派分区交通科长刘斯起,一团徐月波、王承烈等人,在路北任家坑一带做收容工作(前后共收容400余人)。为了振奋根据地的民心,打击小股来搜捕的敌人,配合地方干部恢复工作,分区司令部率二团的两个连,在6月上旬一度返回路北衡水地区活动。部队白天隐蔽休息,夜间穿行于敌据点之间,寻机打击敌人,一次伏击了滏阳河上敌人的运输船;另一次,在距衡水城8里的五花营,歼灭了从衡水出来为非作歹的日军骑兵20余人,缴战马20余匹,生俘日本兵3人,我无一伤亡。然后返回路南、滏阳河两岸活动。
图文无关
6月4日、11日军区先后两次电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军区的主力部队必须迅速外转,由王长江、旷伏兆两同志率警备旅的第一、第二两个团南下,向军区靠拢,进驻冀鲁豫的鲁西地区,进行休整,然后越平汉路,转战到太行山根据地去,留叶楚屏、龙福才两同志,坚持六分区的对敌斗争;主力兵团必须转移,愈快愈好;行前要绝对保密,后方机关人员尽量带走,到外线安全地区后,再进行动员。”分区按照军区的指示,进行了以下准备工作:一、党、政、军领导到滏阳河畔,在流动活动中,连续召开数天的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有关部门和干部的去留以及工作的交接等问题;二、整顿部队。将收容的人员,凡是兄弟部队的一律送归原单位,其余的都编入部队。以一团三营为基础加以扩编和补充编为警卫旅新的第一团(辖五个连),暂由林子元、赵均一、原金丰、李克忠等负责率领南下。收容的干部,临时编为干部大队,由张和负责,至鲁西根据地休整时再进行分配;三、部队换上军装,取出埋藏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带足战备用粮;四、由第二团派出先遣侦察组,侦察南下路线和沿路敌情。旅部为了减少目标,决定分两批转移。警一团于6月16日,越滏阳河南下;旅部率领第二团和干部大队,于7月13日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这次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我根据地军民蒙受了重大损失,仅军事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分区直属队由原来的980人减少到300人;警一团由1632人减少到728人;警二团由760人减少到566人;三十一区队由574人减少到262人;四十区队仅剩一个多连;四十四区队由425人减少到300人,各县、区游击队有的被冲散,有的转为高度分散,使根据地暂时陷入困境。虽然损失惨重,但我军民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坚决、顽强,给予日寇以重创,粉碎了敌人妄图彻底摧毁我分区领导机关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