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位于江流入海处，从战国开始，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便世代以捕鱼为生，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攻掠沿海乡镇，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创建“戚家军”，平定倭寇海盗，还海防平静，还百姓安宁。为了纪念戚继光，后世人在上海浦东华漕达与杨高路交汇处建了一座戚家庙。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代名将虽已不在，但其为国为民的大无畏精神却一直鼓舞着世人。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十二名烈士在戚家庙以北100米处牺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高唱着《国际歌》：“霹雳声巨雷忽震，残暴贼灭迹销声。看！光华万丈，照耀我红日一轮。”庄严雄浑的气势、视死如归的精神，让周边听到声音的居民都感慨不已。
通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很多人都知道了李白的名字，李白、秦鸿钧、张困斋并称为“电台三烈士”，张困斋是秦鸿钧的上级，负责领导秦鸿钧电台的工作，秦鸿钧的电台暴露后，张困斋也被捕入狱，和战友们一起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离上海解放只隔了20天。
5月12日，陈毅、粟裕指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驻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从浦东、浦西两个方向出击，并封锁了黄浦江口，切断了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通道。当时蒋介石虽然大势已去，但还心存幻想，在上海部署了8个军20多万人，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厚物资和坚固工事顽抗到底。第三野战军派出30万兵力攻打上海，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攻坚战，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上海解放时，张困斋等人已经牺牲，张困斋的哥哥张承宗当时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负责工人、职员、教员、学生、警察等方面的党群工作，组织纠察队保护工厂和学校，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上海地下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张承宗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上海解放后，秦鸿钧的妻子韩慧如和张困斋的老母亲，每天都在组织的帮助下，四处寻找张困斋等人的遗体，将亲人的遗体找回来好好安葬，既是对逝者的最好告慰，也可以让活着的人有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
敌人的罪恶行径从来都见不得光，张困斋等人是晚上被秘密带出去处决的，之后就被推入沟中就地掩埋，上海之大，寻找起来并不是一件易事。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20日，在山海戚家庙附近，挖出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烈士的遗体，之后那里竖起了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李白十二烈士万古长存。
1949年8月28日，上海市委为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大会，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2
1914年，张困斋出生于浙江镇海崇丘乡康乐桥，是衙前张氏的第32代传人，祖父张汝蘅，是道光年间的一名教书先生，张汝蘅生了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是张困斋的父亲张昌龄。和每个做父亲的一样，张昌龄也希望儿子今后能够出人头地，因此给他取了一个小名：人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所谓人如其名， 张困斋一生的经历正是“人杰”这个名字的最好注解。
张困斋的上面，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张承宗，又名张人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困斋和张承宗两兄弟不仅长得是一样的清俊脱俗，更是志趣相投，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兄弟两人都立下了报效国家、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崇高志向，并成为了合作无间、并肩奋斗的战友。
浙江紧邻繁华大都市上海，当时许多镇海人都到上海去谋生，张困斋的父亲张昌龄就是这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张昌龄去上海闯荡的想法，也让两个儿子张困斋和张承宗都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上海后，张昌龄在通惠银行跑业务，他很有生意头脑做事又勤快，没过几年，就攒下了一笔不菲的积蓄。
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张昌龄还当上了德兴钱庄的经理，在上海算是站稳了脚跟，他将家人都接到了上海，张困斋和哥哥张承宗都跟着父亲来到上海读书。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22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德行钱庄倒闭，张昌龄气得得了一场重病，年仅三十七岁就撒手人寰。
1918年在浙江镇海张困斋祖母70寿辰时的全家照（前右一为4岁的张困斋）
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困斋十岁，张承宗十四岁，如今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可能还是懵懵懂懂，但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早已能独当一面。十几岁的张困斋不仅要和哥哥一起，当起家里的顶梁柱，也将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1925年5月，上海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打死工人顾正红，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表示抗议，英国巡捕房滥用暴力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一行为引发了更激烈的民愤，上万名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
帝国主义的暴行让一旁观看的群众都义愤填膺，其中就包括张困斋和哥哥张承宗，他们当时刚好就在南京路，亲眼目睹了游行的工人倒在英国巡捕的枪下。他们赶紧回家告诉家人和邻居，也要做一些能所能及的事情支持这场斗争，大家买了很多面包和饼干，由张困斋送到老闸捕房去给被捕的学生们，守卫看张困斋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也没有怎么为难他。正是因为这场经历，让张困斋和哥哥立下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志向。
张困斋1935年在上海
1934年，20岁的张困斋在母亲的张罗下，娶了老家镇海的胡家的女儿胡梅卿，张家和胡家世代交好，张困斋和胡梅卿也是郎才女貌、琴瑟和谐，但胡梅卿在回老家探亲时，却不幸染上了时疫英年早逝。张困斋痛失所爱，无心再娶，看着张困斋孤身一人，身边的人也想给他介绍对象，但是都被张困斋一口拒绝：
“等革命胜利了再谈婚事，现在还不是考虑个人幸福的时候。”
因为胡梅卿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母亲看着儿子孤身一人，常常急得流眼泪，张承宗不想逼迫弟弟，也不想让母亲伤心，就安慰母亲说：
“母亲您忘了，我们老家不是有一个规矩吗？二房没有孩子，就将长房的长子过继给二房，现在弟媳不幸早逝，二弟现在又坚持不肯再娶，那不如就把我的儿子亚圣过继给二弟，这样二弟也算后继有人了，母亲您也就不用再忧心了。”
3
张困斋生得仪表堂堂，稍微打扮一下便洋气十足，高高的鼻子，大大眼睛，最爱读鲁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小说，从外表看来是活脱脱的一个文艺青年，但在文人一般的清秀外表下，张困斋的内心却是如火一般炙热，嫉恶如仇的性格，坚贞不屈的意志，让他在恶势力面前绝不低头。
1945年，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张承宗奉命回到上海负责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身份，在福煦路开了一家米店：丰记米号，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秘密联络点。当时上海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从事地下工作就像是刀尖上起舞，既要有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又要有闯龙潭虎穴的勇气。
米店的经理，由谁来担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人，不仅要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还要有做生意的精明头脑。因为米店开张了，就不能只是一个摆设，还得实打实地赚到钱才行，这样才可以解决房租和人员的活动经费问题。
深思熟虑之后，张承宗决定让二弟张困斋来承担这项危险又光荣的工作，张承宗做如此决定，并不是因为张困斋是自己的亲弟弟，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着9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小就和自己一起在上海长大，对上海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而且张困斋曾经在银行做过职员，深谙钱财打理之道。米店里的员工都是严格筛选出来的，负责背米、送米的名叫刘志荣，也是一名曾经因为反帝运动坐了几年牢的老党员。
秦鸿钧的电台本来是由张承宗领导的，因为工作太忙，便交给了张困斋负责，秦鸿钧担任发报员，张困斋则和上海市委直接联系。张困斋能说会道，外表上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板，因为人缘好，米店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兴隆。在米店人来人往的掩护下，张承宗经常和同志们在这里联络，传递信息。
张承宗、张困斋兄弟合影
1947年，米店的对面搬进了一个中统特务机构，这里原来是国民党26军的办事处。但敌人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天天绞尽脑汁要抓的地下党，就在他们对面，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在“老虎”的眼皮子底下开米店，最考验情报人员的心理素质，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恐怕也莫过于此。泰山的崩塌惊天动地，麋鹿的奔跑迅疾欢脱，但对于心理素质过硬的人来说，这些都不能扰乱他的心性，破坏他的镇定。虽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在米店对面，但张困斋依旧处之泰然，表现出超越常人的镇定，以临大事而不乱的心态，每天照常经营，毫不惊慌失措，张承宗等人依旧正常进出，但为了避免暴露的危险，尽量减少了来往的频率。
因为米店工作繁忙，遇到寒暑假的时候，张困斋还会把从大哥那里过继的儿子张亚圣也带到米店，让他跟着刘志荣一起送货。在张困斋的教育观念里，孩子不仅需要学习文化知识，更要参加劳动锻炼，有了良好的文化修养加上吃苦耐劳的身体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那时候在上海送货，经常用的是一种前高后低、在两个车轮上方钉有铁挡板的老虎车，刘志荣在前面拉扯，十五六岁的张亚圣就在后面推，然后扛着米袋送到客户家里，刘志荣扛大袋，张亚圣扛小袋。七八月份顶着炎炎烈日，热得大汗淋漓，十一二月份又冒着寒风凛冽，冻得满脸通红，米店的空间不大，晚上休息的时候张亚圣也是和刘志荣挤在一张床上休息。
在送货的同时，张亚圣还负责帮张困斋传递情报，杨浦路525号的品芳食品店住的是地下党联络站，张亚圣扛着一袋米送过去，他们把米倒在报纸上，就会从里面找出一个比米粒大的纸团，过了一会儿，联络站的同志又会给一袋米让张亚圣背回去，通过米袋里面的纸团将信息带回去给张困斋和张承宗。
4
李白被捕后，秦鸿钧电台的任务量加大了很多，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张承宗让秦鸿钧的电台暂时只收不发，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电台，但预备电台一时之间还难以正式通报，秦鸿钧十分着急，张困斋便申请恢复发报：
“我们能够完成任务，用别的电台发报，其他同志同样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1949年3月17日的深夜，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将打浦桥新新里的秦鸿钧和韩慧如夫妇逮捕进了监狱，第二天敌人又将韩慧如押回家中，想等着其他人自投罗网。秦鸿钧和张困斋之前约定好了，阳台上的衣架全部取下，就代表有危险，韩慧如回家后，请求特务放两个孩子到阳台上去玩一会儿，然后又故意将几件韩鸿钧的好衣服弄掉到特务面前，特务开心地拿着衣服左看右看，韩慧如趁机将衣架都取了下来。
警示信息发出去了，韩慧如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但可惜的是，这天张困斋刚好来到了秦鸿钧家门口，还是没有逃脱特务的魔爪。在监狱中，张困斋和秦鸿钧都遭受了坐老虎凳和灌辣椒水的残酷刑罚，他们的双腿被打断，连路都走不动了，肺部也发炎了，不停地咳血，但两个人都报了必死的决心，坚决不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张困斋在狱中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母亲大人，儿身体怕凉，请叫来人带来绒线衫、被头、大衣、雨衣、呢帽、卫生衫、香烟。别无他事，请放心，勿悲痛......”
“别无他事，请放心”是为了让哥哥张承宗放心，自己没有交代任何有用信息，组织不用担心。得知二弟被捕后，作为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一直正处在万分矛盾纠结的心情当中，他们是至亲的兄弟，少年时代的他们一起在五卅运动的时候立志参加革命，这些年来他们经历了无数风雨洗礼，已经成了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眼看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他们多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自己的亲兄弟却在这个时候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本来秦鸿钧的电台是由张承宗领导的，因为市委工作太忙，才交给了张困斋负责，因此张承宗心里更加愧疚：“如果不是二弟，现在被敌人抓紧监狱的人应该是我。”张承宗比任何人都想去救出张困斋，他策划了劫狱、劫囚车、劫法场等多个营救方案，也和同志们讨论了很多次，但最终张承宗却放弃了营救的想法。
张承宗做出这个决定，从情感上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但也是从敌我双方的形式考虑做出的理智决定。当时上海警察系统有5万多支枪，警察局工事非常坚固，不容易被攻破，贸然营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还可能因此暴露隐藏在国民党军警里面的500多名地下党员。上海解放的战役马上就要打响，此时此刻，迎接解放军进城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张困斋知道敌人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出去，但他此时牵挂的还是战友，他嘱托家人要帮忙照看秦鸿钧的两个孩子，还托人将一起被抓紧来的刘志荣保释了出去。5月7日，蒋介石下达“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 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地下党员被秘密押到浦东戚家庙杀害。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35岁的张困斋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