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社会人民的劝贤之风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
不听谄言，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道德，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向贤人学习，这样慢慢的能够树立社会的劝贤之风。
修身则道立。一位当政者如果修身不严，德行不够，就会喜欢听谗言、而远忠臣，就会好声色、而荒怠政务，就会喜欢财物和宝货，而忽视长远的道德，就会远离那些有道德的君子，有骨气的贤人看到这样，就会远离当政者。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了不良的政治风气，就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和整个民风，社会风气的传播是很快的，“风气一坏，中人以下皆自弃”，这样就会动摇国本，当政者不可不慎。
“去谗远色。”《礼记集说》中讲：“‘谗’足以乱人之聪，‘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谗远色’，则所听者贤言，所见者贤行”。喜欢听顺耳的话、奉承的话，爱听一些私话、小话，容易被近人迷惑，被小人进谗言，被“枕边风”吹到，这是自古以来的当政者容易犯的毛病，特别是当政者稍微取得一些成绩、志得意满的时候，或者太平盛世、表面升平的时候，更是如此，概莫能外。所以古代的君主为了端正自己，要请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等六个老师来教导自己，有独立的史官来记录当政者的言行，以警诫自己，专门设置谏官来监督自己，以规正自己的言行和政治。
《贞观政要》中记载了一个君臣对的故事，十分经典。一次，唐太宗问大臣许敬宗说：“据我观察，在群臣之中你最为贤能，却总是有人议论你的是非，这是为何呢？”许敬宗说：“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尤憾而况臣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和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受戮，父听子遭诛，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绝，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太宗曰：卿言甚善，朕当识之。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任用贤能、从谏如流，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十四贤人荟聚于朝，开创了历来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商朝时，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初登大位，尚能够使用贤人，文武并重，一度国力十分强盛。后来，妲己进入內宫之后，纣王帝辛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整日沉迷于酒色；建鹿台，修建宫廷，轻用民力；听信谗言，杀比干，囚箕子，滥用酷刑；横征暴敛，尽失民心，商朝的众多贤人纷纷弃商而去，最后导致灭身亡国。唐朝的唐玄宗李隆基，少年大志，即位后，提倡文教，施行仁政，任用贤能，纳谏如流，勤俭爱民，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一度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是对当时社会繁荣的真实写照。到后来，却听信小人谗言，一天之内杀了自己三个亲生儿子，使用奸臣李林浦，贬忠臣，好宝货，近声色，特别是宠幸美人杨玉环以后，而自己整日和杨玉环等贵妃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极尽奢靡，竟然纵容杨国忠把控朝政，卖官鬻爵，宠幸安禄山，祸乱朝堂，任由天下百姓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屠戮大唐近十年，动摇了唐朝的国本，间接造成了唐朝灭亡。教训十分惨痛，历史之鉴犹在眼前。
“贱货而贵德”，就是不要太看重短期的货利，要看长远的道德大利，德即得也。作为一个当政者，不要太看重短期的商业货利，凡事要从国家大义出发，要把道德正义放在前面。一个国家如果过于看重货利，容易形成重商主义，就会伤害其他行业的利益，就会挫伤人民的公平正义和道德良心，人民都去追逐货利，就失去了人的生生之义，失去了天地造化的生生之德。一个国家的国风纯正，政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风气高尚，人民有端正的价值观、宏大的世界观、和谐的人生观，贤人就愿意出来奉献自己，无怨无悔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别的国家和人民也会来学习效仿，这样会真正的服人心。这是国家的大得，得即德也。
“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楚国的国王喜欢细腰的女子，宫中的女子为了讨好楚王，人人束腰而食，时间长了，竟然有多人饿死，这是风气使然。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者如果能够正己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身边的人自然会学习效仿，贤人就会愿意为他效劳。上位者如果私欲膨胀，立身不正，则必然喜欢听信谗言，拉帮结派，这种人好色好货，一旦富贵，就会声色犬马，忘乎所以，擅权弄权，为祸社会。贤人是明达天理的人，贤人是德才兼备的人，贤人是世间的善人，贤人明了当今盛衰治乱的玄机，有渊博的知识和接物即知的智慧，贤人不助纣为孽，“不立于危墙之下”，愿意“助人成德，不助人成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道理。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当政者如果能够真正的修身崇德，“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把贤人举到上面，人民就会效仿学习，互相劝贤劝德，劝学劝善，这是正己正人的教化之道，是治国治民的絜矩之道，这样就会兴起社会人民的劝贤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