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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中话中用一一兴起社会人民的劝贤之风

兴起社会人民的劝贤之风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

不听谄言,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道德,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向贤人学习,这样慢慢的能够树立社会的劝贤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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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则道立。一位当政者如果修身不严,德行不够,就会喜欢听谗言、而远忠臣,就会好声色、而荒怠政务,就会喜欢财物和宝货,而忽视长远的道德,就会远离那些有道德的君子,有骨气的贤人看到这样,就会远离当政者。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了不良的政治风气,就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和整个民风,社会风气的传播是很快的,“风气一坏,中人以下皆自弃”,这样就会动摇国本,当政者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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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谗远色。”《礼记集说》中讲:“‘谗’足以乱人之聪,‘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谗远色’,则所听者贤言,所见者贤行”。喜欢听顺耳的话、奉承的话,爱听一些私话、小话,容易被近人迷惑,被小人进谗言,被“枕边风”吹到,这是自古以来的当政者容易犯的毛病,特别是当政者稍微取得一些成绩、志得意满的时候,或者太平盛世、表面升平的时候,更是如此,概莫能外。所以古代的君主为了端正自己,要请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等六个老师来教导自己,有独立的史官来记录当政者的言行,以警诫自己,专门设置谏官来监督自己,以规正自己的言行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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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中记载了一个君臣对的故事,十分经典。一次,唐太宗问大臣许敬宗说:“据我观察,在群臣之中你最为贤能,却总是有人议论你的是非,这是为何呢?”许敬宗说:“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尤憾而况臣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和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受戮,父听子遭诛,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绝,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太宗曰:卿言甚善,朕当识之。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任用贤能、从谏如流,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十四贤人荟聚于朝,开创了历来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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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时,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初登大位,尚能够使用贤人,文武并重,一度国力十分强盛。后来,妲己进入內宫之后,纣王帝辛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整日沉迷于酒色;建鹿台,修建宫廷,轻用民力;听信谗言,杀比干,囚箕子,滥用酷刑;横征暴敛,尽失民心,商朝的众多贤人纷纷弃商而去,最后导致灭身亡国。唐朝的唐玄宗李隆基,少年大志,即位后,提倡文教,施行仁政,任用贤能,纳谏如流,勤俭爱民,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一度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是对当时社会繁荣的真实写照。到后来,却听信小人谗言,一天之内杀了自己三个亲生儿子,使用奸臣李林浦,贬忠臣,好宝货,近声色,特别是宠幸美人杨玉环以后,而自己整日和杨玉环等贵妃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极尽奢靡,竟然纵容杨国忠把控朝政,卖官鬻爵,宠幸安禄山,祸乱朝堂,任由天下百姓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屠戮大唐近十年,动摇了唐朝的国本,间接造成了唐朝灭亡。教训十分惨痛,历史之鉴犹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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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货而贵德”,就是不要太看重短期的货利,要看长远的道德大利,德即得也。作为一个当政者,不要太看重短期的商业货利,凡事要从国家大义出发,要把道德正义放在前面。一个国家如果过于看重货利,容易形成重商主义,就会伤害其他行业的利益,就会挫伤人民的公平正义和道德良心,人民都去追逐货利,就失去了人的生生之义,失去了天地造化的生生之德。一个国家的国风纯正,政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风气高尚,人民有端正的价值观、宏大的世界观、和谐的人生观,贤人就愿意出来奉献自己,无怨无悔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别的国家和人民也会来学习效仿,这样会真正的服人心。这是国家的大得,得即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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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楚国的国王喜欢细腰的女子,宫中的女子为了讨好楚王,人人束腰而食,时间长了,竟然有多人饿死,这是风气使然。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者如果能够正己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身边的人自然会学习效仿,贤人就会愿意为他效劳。上位者如果私欲膨胀,立身不正,则必然喜欢听信谗言,拉帮结派,这种人好色好货,一旦富贵,就会声色犬马,忘乎所以,擅权弄权,为祸社会。贤人是明达天理的人,贤人是德才兼备的人,贤人是世间的善人,贤人明了当今盛衰治乱的玄机,有渊博的知识和接物即知的智慧,贤人不助纣为孽,“不立于危墙之下”,愿意“助人成德,不助人成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道理。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当政者如果能够真正的修身崇德,“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把贤人举到上面,人民就会效仿学习,互相劝贤劝德,劝学劝善,这是正己正人的教化之道,是治国治民的絜矩之道,这样就会兴起社会人民的劝贤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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