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这一年，全国人民都在为十周年大庆典礼做准备。
可是就在国庆前，中国历史博物馆突出传出了一件失窃大案，国宝西周青铜器“史孔和”被盗。
1959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竣工，竣工后，在馆内摆放展品，便成为了一件当务之急，周恩来总理对国家博物馆情有独钟，1958年，他曾号召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一批大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对于这些珍宝，周恩来严令要慎之又慎。
党中央对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文物很是重视，由中央政治局审批陈列方案，并且最终报给毛主席同意。
所有准备就绪，按照既定方案，博物馆将于1961年的7月1日对外开放。
8月18日，历史博物馆西周社会文物展厅的保管员在进行例常检查时，来到了32号展柜，当时她查看柜内文物时，明明记得是17件，可是此时却变成了16件，她当即前往博物馆保卫科报案：“史孔和”不见了！
“史孔和”是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看上去像个球形带把手的水盂，体积不大，高7.5厘米，直径11厘米，是西周一位名叫“史孔”的贵族铸造的法定量器。
考古学家郭沫若、历史学家翦伯赞等人都称它是研究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不可多得的珍品，此物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算得上是国宝。
解放初，青岛的一位王老太太拿着它到贸易行交易，贸易行把收购的史孔和视为珍品，北京市特艺公司振环阁门市部得知这一信息后，与青岛市贸易行商洽，有意收购史孔和。
后来，振环阁门市部将此物献给了故宫博物院，1959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将开展，故宫博物院就将史孔和运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放在了32号展柜。
史孔和失窃后，博物馆保卫科立刻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
此事一层一层的报了上去，最终，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此事，他考虑的很周到，周恩来认为，目前正值共和国十周年庆典，国宝失窃，那么到底会不会是敌特分子所为？或者说此事背后又隐藏着更大的秘密呢？
周恩来当即批示两条：一，严密封锁消息，二，限期侦破此案。
侦破组在博物馆的现场进行记录时发现：新馆内部安全防范措施严密，不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很难入馆作案。
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国宝的失窃，是由内部人员所为。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安林听取汇报后，当即与其他人商议，论定：内部人员作案。
博物馆行政处处长韩炳文与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李宝亭，成为了此案的负责人。
他们对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分析，调查，最终锁定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保管员丁大华，赵桐臻，以及杨文和。
李宝亭对这三人说：“不管是谁，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时犯糊涂，悄悄拿走了“史孔和”，现在交回来，或者暗地里放在能让人找到的地方，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可是三人都否定自己拿了。
赵桐臻此人的资料，让李宝亭非常怀疑，赵桐臻之前当兵，后来专业到博物馆，他在工作时几乎从不认真，平日里讲虚荣、好面子，喜欢贪小便宜，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三人不承认，调查组向全国各省市发出了协查令，并且列为绝密。
一晃8个月过去了，调查组依然是一无所获。
在这个关键时刻，韩炳文和李宝亭商议后，决定来一个“瓮中捉鳖”，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要下乡到农村去干活，他们被安排在了顺义县牛栏山农村。
三名保管员也在其中，在顺义县生活的日子里，大家过得不太好，最可恶的是，还有人经常将他们的毛巾、肥皂拿走。
有人报告说是附近的村民，但是此事并不靠谱，在工作组中，还有一个人叫王树礼。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观察工作组中的嫌疑人。
1961年2月13日，大家准备回市里过年时，有人发现了赵桐臻正鬼鬼祟祟把秫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
两人扭打起来，其他人闻讯而来，原来，这些赵桐臻拿的“赃物”，正是大家丢失的那些。
这个时候，大家也明白了，原来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大家纷纷指出，要赵桐臻要作深刻检查，听候处理。
大年初一，赵桐臻给调查组的韩炳文打电话问：“史孔和找到了吗？”
韩炳文：“没有”
赵桐臻：“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
第二天，赵桐臻就来到了韩炳文的面前，他说：“我要将功折罪，汇报史孔和隐藏地点:它就藏在“大盂鼎”腿肚子里。”
由此，失窃了1年多的史孔和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眼前。
赵桐臻由此被抓捕，后来，他被判为无期徒刑，周恩来总理得知史孔和找到后，也松了一口气。
赵桐臻交待自己偷窃的原因也很简单：平日里他工作懒散，组长张荣经常对他冷嘲热讽，两人不免有口齿之交，由此，赵桐臻萌生出了盗窃“史孔和”，让张荣引咎辞职的念头。
藏史孔和的鼎
赵桐臻偷窃史孔和后，将它放在自己办公室的专用柜里，后来又转移到了家里，当时事情闹得大，他为了保险起见，又将史孔和放在了博物馆的大盂鼎内。
原因很简单，因为上级说了，只有找到史孔和，此事就算了了，可是大家一直都没有找到，赵桐臻也就只能自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