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舆论公开”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以此为基础的新闻公开性改革对苏联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改革初期，新闻舆论的公开对苏联社会职能的加强起了积极作用，它使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得到有效延展，冲击了苏联的僵化体制。不过，消极作用也很明显，新闻舆论的失控使苏联社会出现混乱，最终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事实上，苏联并不是靠舆论控制建立的。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在敌对势力占统治地位时不断发展壮大的，敌对势力的舆论攻击没能阻挡红色苏联的壮大，反而让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只不过后来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的一系列骚操作才让苏联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到来，苏联社会的体制弊端已积重难返，只差一剂强力针的催化。
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经济发展断崖式下降的困境，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急需一场改革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于是，诸如所谓“加速战略”、“精简战略”的经济政策在苏联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但还是收效甚微，一年后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并未获得好转。初期经济改革遇到的挫折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意识道：仅靠经济政策是不能改变苏联模式弊端的，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严重阻碍着苏联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改革必须从政治进程展开，必须向僵化的苏联模式开刀。
不过，政治改革何谈容易，仅是特权阶层的反弹就让戈尔巴乔夫吃不消。为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须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这就涉及一个舆论公开性的问题。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苏联民众对一些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连一些基层官员也是如此。
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放松政府对新闻舆论的管控，以此来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使民众获得公开的政府信息。毫无疑问，这对长期饱受压制的苏联民众拥有很大吸引力。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公开。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主要的职责是社会监督作用。不过，在斯大林及其后任者时期，新闻舆论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当年的古拉格监狱就是一幕血淋淋的教训。
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十八岁的苏联公民都有权创办舆论工具。这实际上放开了政府的舆论管制，使反对派的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
据资料记载，仅在放开舆论管控的当年10月，苏联全境就涌现了700多家报刊，而其中七分之一的报刊属于私人所有。当然，这些私人报刊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想的那样启迪民智，反而利用苏联民众的“偏听偏信”公开反对苏联政府。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自己创办的报纸也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失去了政府喉舌的作用。诸如《莫斯科新闻》、《文学报》、《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宣布独立，甚至就连《消息报》也投向了反对派和地方“民主派”的怀抱，长期批评苏联政府。
苏联社会的种种变化表明，舆论失控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势力也如潮水般奔涌而出。
在苏联舆论彻底失控的时期，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被人们抹黑，整个苏联的历史甚至成了罪恶，他们不惜违背历史规律极力抹杀十月革命的功绩。而与此相伴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中的天堂。
事实上，自戈尔巴乔夫彻底放开舆论管制以来，苏联内部也不乏真挚的自我批评。但自我批评的声音主要在国内，传到国际上的途径也比较有限。再加上有心人的刻意抹黑，苏联内部的自我净化之举并未得到民众重视，这也催生了一系列恶果。
相反，那些刻意贬低苏联的声音则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了西方世界评价苏联体制的主流意见。
据资料记载，这些反对派言论的发声者尤其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欢迎，它们的发声者也被频频邀请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在会上，经常可以看见滑稽的一幕，这些“异议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苏联政府的种种“压制”举措，看起来简直是可笑至极。
当各种主流媒体将苏联政府的形象抹得漆黑一片时，苏联政府的公信力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舆论失控使苏联人民对国家体制产生了怀疑，最终形成了苏联解体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