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点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河南省位于我国的中部,是中国的产粮和人口大省。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从清朝开始就经常遭受一些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导致的人祸,当地的百姓生活可谓是苦不堪言。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当时的国内形势及背景

近代历史上,河南因为地理上位于我国的季风边缘区,不利于降水产生,经常出现旱灾。而且位于母亲河的中下游地区,黄河决口又是又是历史上长年发生的事情,还有蝗虫灾害,每当发生以后,农作物基本颗粒无收,所到之处都遭受灭顶之灾。清朝灭亡后,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各个军阀为了争夺河南这块“肥肉”又发生了几轮大的混战,战争使得河南的经济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由于战争,河南等地长期还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而那时中国铁路等交通还不发达,为了减少军粮和人员的运输损耗,就纷纷选择了“就地取柴”,将巨大的粮食开支和征兵都压在了河南的头上。

等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自然也就由河南省自己解决。在接下来的五年半时间内,河南省对兵粮的贡献都位居全国第一,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粮政局长卢郁文分别负责河南省政、军、粮政的责任,他们当时还因常年征购、征兵而饱受嘉奖。但是如此长期沉重的赋税和兵役,使得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都逐渐干涸,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许多农民在交完公粮之后都得搭配着野菜和杂粮才能勉强度日,至于粮食的储备那更是谈不上,即便这样每年都有一些农民破产逃亡或者饿死。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等到了1942年河南爆发了灾害,百姓的日子更是难以维持。本来当时的河南民众交了小麦作为公粮之后,还可以靠秋粮来维持生计。但是那一年第二茬麦穗开花时天气突然骤变,而且到了秋天又久旱不雨导致了收成极差,只有往年的二、三层,有的受灾严重地区(蝗虫袭击)甚至颗粒无收。但是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李培基却第一时间没有将事情汇报给政府,导致了之后的灾情更一步恶化。

1942年6月,知道河南旱情的蒋介石还未对河南的进行救助,只是减免了河南地区征收的数额。这时河南的旱情已经出现,只是灾情还没大规模爆发而已,蒋介石在会议中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到了10月,冬天马上来临气温也变低,许多灾民已经开始逃亡。死亡人数也大幅上升。如果这时的国民政府开始救助,也正是重要关头,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这时的国军才开始了调查,到了10月底才将河南灾民吃观音土、吃树皮草根等事情上报了国民政府,之后才开始赈济灾民的工作。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应对措施

当时的中央先后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政府自筹500万,同时在陕西购买300万斤麸皮,其他地方筹款1000万等。之后还在河南开展了以工代赈。还向很多一线的战区借了很多屯粮来救助灾民,比如:汤恩伯部队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省下300万斤。这些粮食筹来之后,分别发放了下去,并要求来年麦收之前必须全部发放完毕;还将一些存粮大户的粮仓查封、设置粥棚、组织募捐等;并在难民逃荒的途中设立救助点,来接济难民;这些举措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展的。据统计共救助难民55.8万余人,所设立的粥厂4289处,收养的灾民高达189万人之多。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河南饥荒其实“汤灾”无太大关系

很多文章在说道河南灾荒的起因时都会将很多原因归结到汤恩伯在河南地区的暴行,比如囤积粮食、哄抬物价、有组织的奸淫等一系列罪状,但这些描述的真实性都有待考证。

1942河南大饥荒:汤恩伯真的是“水旱蝗汤”中的四害之一?

1. 很多人会在说河南灾情时提到“水旱蝗汤”,认为汤就是汤恩伯,是河南四大害之一,其实不然。

至于“水旱蝗汤”中汤的说法在上世纪30年代,朱新繁的《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中就有指出河南人有称呼土匪为“老汤”的传统,而且是在汤恩伯驻军河南之前就早有。并且当时的河南国军第一战区长官是蒋鼎文,汤恩伯只是一个副司令,不知道为何都说“水旱蝗汤”而不是“水旱蝗蒋”。

而且河南的匪患在国军溃败后也仍然严重,“

我党足踪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甫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克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

”--

《陈毅关于中原地区的综合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建国之后在河南等地都进行过4565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处理到78774人”--河南剿匪斗争始末

2. 关于很多说汤恩伯军队军纪特别差的现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说是当时为了报复红军)。

说汤恩伯性格暴躁,经常杀人,部队军纪特别差的基本都是参考的《李宗仁回忆录》。但是根据陈宝琦(他于1942年曾投奔汤部参加特种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汤恩伯。后来加入中共,官至贵州省电子局副局长,正厅级待遇)的回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枪毙了一个上校团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 抗战岁月回顾”,铁岭文史资料第九辑)。而且《汤恩伯回忆录》中有很多偏差,与其他国军将领的回忆录中有出入,所以笔者偏向于认为这个观点谣言成分居多。而且还有说汤恩伯被农民缴械一说,其实蒋鼎文的部队一样被缴械,而且不一定是被农民缴械,当时河南匪患很多也是“半农半匪”。同时汤恩伯驻扎过湖北、河南、山西、江苏、等多个地区,为何只有河南有“汤灾”,其他地区就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河南大饥荒和汤恩伯部队其实并无太大关系,更多的还是河南省长李培基的隐瞒才导致灾情扩大,该承担主要责任。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