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他本人17岁却参加了八路军。
他叫田恩民，是山西洪洞县人。
田恩民出身于旧军人家庭，父亲是阎锡山手下的少将。1937年他参加了八路军120师。
由于他胆子大，又机智，部队哪里有危险，就派他去哪里。神奇的是，田恩民在战斗中辗转腾挪，8年抗战，再加上3年解放战争，他历险不少，却没负过伤。
田恩民在八路军中干了三年，1940年就当上了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的连指导员。
一次，他一个人去大青山口乌素图一带执行一项任务。天气很热，在一个山沟口，他热得难受，下马在一个树下坐着休息。
突然，沟口走来八九个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田恩民躲，来不及了，幸好他穿的是便衣，于是立即手摸插在裤带上的手枪。
“嗨，小孩！”一个鬼子骑在马上，用生硬的中国话指着他，叫他摘树上的杏子。田恩民腰带的驳壳枪，只有一层单衣遮着，可不能爬树，一爬树就会让鬼子发现，怎么办？他只好转到树背后，面对着鬼子，才上了树，然后把杏子扔下去。鬼子纷纷下马去拣。
结果，他在树上，鬼子吃了一个多小时，才走。
当他从树上下来时，一身冷汗湿透了衣服。
此时，他已经20岁，而不是什么小孩。
这一次好险，田恩民就逃脱了。
第二年冬，田恩民改任绥南北四区区长，平时晚上就住在一个同情八路军的地主家。
一次，他下乡回来，他的通信员快步迎上来，为他牵走了马。
通讯员说：“区长，你先休息，我去安排。”
田恩民刚进院子，通讯员转身就走了，不料他暗中把门从外面锁上了。田恩民往里走，里面一间房的门虚掩着，两个伪军正拷打房东。
“完了，通讯员叛变了！”田恩民马上反应过来。
他立即朝窗外一看，院墙上两个伪军正拿着枪，房顶上也有了敌人，已经被包围了。田恩民立即捡起地上一支放羊的鞭子，把里间房的门栓住，再抽出自己的枪“啪啪”撂倒了院墙上的敌兵，把身上的皮袄朝后一丢，没命地跑，地里没有了庄稼掩护，他往树林里跑。后面20几个日本鬼子和伪军穷追不舍。他转过头，一枪一个，旨在最前面的敌兵应声倒下。他一路疾跑，到天亮时，这才甩掉这一伙追敌。
几个月后，他返回那个院子，才看到一跃而过的院墙，足足有六七尺高，暗暗惊讶自己那一夜迸发的爆发力。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通讯员叛徒后来被他的战友（再后来，成了他的岳父）带领的游击队抓住，发电报问田恩民怎么处理。
田恩民只回了两个字：
“杀掉！”
田恩民还有一次遇险，和这一次差不多。鬼子包围了村子。枪声一响，田恩民立即跃身上马，摸黑从村中往外跑。村子里有不少的菜窖，一个接一个。他什么也看不见，马就像跳舞一样，竟然跳跃着跑了出来。
其实，只要马一脚踩空，他就会掉下来，被鬼子抓住。
但是，他又成功逃脱了。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田恩民没有负伤，没被鬼子抓住，除了上面的幸运外，他还总结了三条生存法则。
第一，不骑白马。
白马不像铁青色的马，白天晚上目标太明显。田恩民则骑青马。
第二，不戴狐皮帽子。日本兵专打带狐皮帽子的人，——认为戴狐皮帽子的就是当官的。田恩民则戴老乡们常戴的毡帽。
第三，身上从来不带钱。
在连队化整为零打游击时，经费都得由连长或指挥员背着。可叛变者往往就盯着这一点，常常引来杀身之祸。田恩民则尽量自己不带大洋。
就是这样，田恩民无论是当兵还是在地方上，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后，他官职不高，为绥蒙军区绥东分区的保卫、政工科科长，后来在65军194师，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尽管父亲是少将，自己只是上校，但是田恩民说：
“他是国民党的，少将没用。我是共产党的上校，含金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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