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我军首次授衔时，时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他的内心不但没有欣喜，反而深感不安。在多次通过走“后门”、找领导，提出降衔申请，但均未获得同意。无奈之下，他直接给主席和各副主席写一封要求降衔的申请书。
他在申请书中说：“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他最后要求，把大将授给另外的“功勋卓著者”，自己降为上将。
当申请书送达后，主席拿着这份“降衔申请书”，对军委的其他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许光达的老领导贺老总说：“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许光达是湖南长沙人，1908年出生，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奉命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但到南昌时起义军已经撤离，后在江西宁都才赶上起义部队，任第11军25师75团3营11连排长、代理连长。
1927年10月初，在三河坝，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以后又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掩护第25师转移。此役使初出茅庐的许光达初露锋芒，朱老总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但就在这次战斗中，许光达被炮弹炸伤，与部队失去联系。
找到组织后的许光达到达上海，参加我党的军事训练班学习，1929年派往洪湖地区，跟随贺老总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红二军团第17师师长、政委。他指挥17师官兵与“围剿”的国民党军数次激战，将进攻之敌反击出去，保证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
1932年1月，时任红3军第8师师长的许光达在应城战役中负重伤，因苏区医疗条件差、子弹未取出，后送往苏联治疗，在苏期间，他先后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
1937年11月回国，许光达担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他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后又担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
进入解放战争后，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彭老总、贺老总的直接指挥下，他率部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周公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大字概括他的卓越功勋。
许光达的功绩正如贺老总对他的评介，有“五大”经验，这正是大家看得到的。
尽管许光达为人处事谦逊，主动提出降衔申请，但还是没能得到军委首长的同意，1955年9月27日，许光达仍被授予大将军衔。后来在取消军衔制采用行政级别时，本可享受行政四级的许光达又申请降级，这次组织满足了他的要求，定为行政五级，这在十大将中，他是唯一一个行政五级的大将。
许光达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明镜”：谦逊、豁达、不计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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