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参加审讯他的人回忆，当年他的行为极为怪异，连参加审讯的日寇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情绪非常不稳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日寇监狱的刑具是非常让人产生恐怖的，比如老虎凳、灌辣椒水、火铬铁等等，你想不到的折磨你的方法都有，更厉害的是使用电刑，这会让受刑者痛不欲生。
他之所以被日寇认为是“疯子”，就是因为他竟逼迫日本人给他上了电刑！
那么，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
这个被日寇称为“疯子”的人叫于天放。
于天放是黑龙江哈尔滨呼兰人，1908年生，早年就读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1928年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系。在就学期间，他就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领袖，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成为我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于天放毅然弃笔从戎，被我党派到东北地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协助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巴彦游击队），任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后因我满洲省委为加强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方面的抗日救国工作，派于天放到齐齐哈尔，任龙江特支书记。
抗战全面爆发后，于天放任东北抗联第11军随军教育长、11军1师政治部主任、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第6支队政委等职，率部与日敌开展游击战争。
随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日伪的扫荡，损失惨重，除部分撤入苏境外，只剩下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部队孤悬敌后，与日伪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浴血奋战，让日寇恨之入骨。
1944年12月，于天放在绥棱县宋万金屯检查救国会工作时，因特务告密被日寇逮捕，先后被押在庆安县的留置场（监狱）和北安省警务厅特务分室秘密监狱。
于天放在被捕后就开始做着越狱的准备。
于天放知道，抓捕的时候是冬季，田野里正是一片荒芜，即便越狱成功也会因为没有高杆植物的隐藏而会被日伪的追捕成功，所以他的越狱计划必须在春夏之后才能进行，这时候有一片的青纱帐可以作掩护，足以让他逃离日伪的抓捕。因此，如何拖过这漫长的七八个月的时间，是他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日本人也知道，这次抓获的于天放是条“大鱼”，想收买他。所以，一开始他们对于天放也是“关怀备至”，日伪的高官假装殷勤来监狱“探访”，问他“冷不冷”“生活好不好”，有时候还故意把看守“训斥”一顿。他的伙食也比别人的特殊，有肉和白面馒头吃。
为了做好越狱前的准备，于天放暗想只有先吃饱肚子，养好身体，有了力气，才好对付日寇。然而对日寇要求的交代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的情况却只字不提，甚至胡说一通。审讯他的日寇也不是傻子，于天放的所作所为终于撕破了审讯他的日寇的伪装，他们对于天放开始动用刑罚，先是打手板、鞭背，继而是灌凉水、“吃红枣”（用烧红的铁棍烙皮肤）等，要他交代与苏军的联系情况。
为了拖延时间，于天放对日寇先是委以虚蛇，慢慢等待外面的高杆庄稼的长高，以趁机越狱。随着时间推移，于天放开始一反常态，对日军进行挑衅，逼迫日本人不得不对他动用更残酷的电刑。
电刑后的人虽然会变的神情呆滞、反应迟钝，身心将受到极大摧残。但于天放为了达到越狱的目的，却不惜自己身体的摧残，于是给参加审讯他的人都认为于天放已经“疯”了的感觉。
到了1945年的7月，外面田野里的庄稼已经长高，于天放越狱的时机也已经来临。
为了准备狱越用的武器，于天放发现在自己的监舍里，有一只苏式的“别拉气”（火炉子）。他发现，火炉子上有一个掏灰用的小铁门，铁门上有个铁轴。于是他趁看守不在，将它卸了下来，掂量一下，足足有半斤重，假如用力打击头部要害，可以将人打昏迷。
这时候，刚好也有一名叫赵忠良的抗联战士也被关进了这里，他们一合计决定在7月11日深夜进行越狱。
这天晚上，他们在上厕所时，趁日本看守石丸倚在办公室的桌子旁打瞌睡的机会，打死了日本看守，拿到了牢门钥匙，成功逃出监狱。
于天放的成功出逃，震惊了占据东北的日军，当时伪“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日本警察厅立即悬重赏捉拿于天放，并组织了各县的军警，大肆搜捕。然而，在东北的爱国的父老乡亲的帮助下，于天放安全脱险，可惜的是赵忠良却牺牲在日寇的枪下。
1945年8月16日，已经逃到讷河老莱村的于天放，得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即在讷河县城组织了东北抗联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重新返回革命工作岗位。于天放先后担任中长铁路护路军总监、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人民法院院长、黑龙江省军事部长、东北民主联军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
于天放的英勇事迹在东北地区是童叟皆知，后来主席在接见他时，赞扬他是“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1967年5月3日人民英雄于天放含冤去世，时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