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征伐曹魏。因后主刘禅昏弱，诸葛亮在出师北伐前深怀内顾之忧，临行前上此表文，给后主以告诫和劝勉，希望后主认识到必须亲贤远小，才能修明政治，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同时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先主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对后主的一片忠心及“北定中原”的决心。
诸葛亮在全文第一部分谈治国的大计，是为了消除出师的后顾之忧。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才20岁，又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受坏人蛊惑，必将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对前方产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这个部分里不仅向刘禅反复阐明开张圣听、严明赏罚和亲贤远佞的道理，而且荐举人才来管理“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消除了这个后顾之忧，诸葛亮才能专力伐魏。第二部分是关于出师这一决策的说明。这种说明不同于奏议，不是反复陈说出师的利弊得失，而是陈情式的，就是陈述作者的心愿。为此，诸葛亮历叙身世，从“躬耕”说到“遂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临崩寄大事说到自己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极力表达自己“感激”和“忧叹”的心情；最后集中到一点，将出师伐魏视为“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这样来说明出师的决策既能打动君主，又有利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
由于诸葛亮深感先帝知遇之恩和托付国家大事之任，此文全篇为他的“报先帝”、“忠陛下”之情所贯穿。在文中，他满怀深情念先帝（提到先帝之处13次），满腔挚爱谏后主（7次提及陛下），他对刘弹的反复幼谏，谆谆叮咛，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忠义之理，殷切之情，处处洋溢，感人至深，充分表现了他这位元老重臣对刘氏父子的忠肝义胆。
统观全文，开篇论及形势以警其（刘禅）心，继之以进谏举贤以正其治，转而自述平生以动其情，结尾点明兴汉之主旨以励其志。文中13次提先帝，7次提陛下，更增加哀婉恳切之情。全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理至情浓，情理交融，使文章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从而成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上推崇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