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是胡适说的，其实不是。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但这句话指的并不是历史，其后，别人就通过胡适之口说出了它。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在后来被得到了广泛的引用，而我们要说的是，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不管是谁打扮她都是一个小姑娘，人们改变不了她的本质。比如，蒙古国。
最近有消息说，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新华社乌兰巴托3月18日电）：2020年3月，蒙古国政府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即俗称的传统蒙古文。这就是说，蒙古国改文字改来改去又改回来了：1946年，蒙古国废弃传统蒙古文，开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蒙文，也就是西里尔蒙古文，而此时恢复传统蒙古文，分明让一切又回到原点。
文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也是记录文化和历史的符号，更是语言的载体。半个多世纪，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太长，但在现实生活里，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计算，蒙古国改文字又回到原点的历程已经足足超过两代人了。我们不知道蒙古国在这种改文字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努力，但可以知道的是，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到了蒙古国，看着蒙古国的“新蒙文”仿佛很熟悉，但又不认识，不知道啥意思，与之有真实的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有人如此比喻这种距离，即感觉彼此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分明是彼此过去都认识，现在也认识，但因为不同文，至少是在心理上有了一定的阻隔。
因此，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引起了不少关注，有评论说，蒙古国的这一决定也意味着蒙古国在与中国内蒙古的交往交流中能够实现“书同文”的对接，将为中蒙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更多便利之处，对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语言文字相通的条件。（聂舒翼《海外网评：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意味着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网3月20日）
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书同文”的对接仅仅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形式上的便利，而要让一切真正便利起来，还应该包括对历史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发自内心的表现与表述，才能使一切自然而然、合乎情理，才是来自内心的、本质的东西。
蒙古历史上曾被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多个民族统治。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368年，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回蒙古草原。17世纪，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诸部。1911年，蒙古宣布独立。1919年，蒙古宣布取消自治。1921年，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又宣布独立。1946年，中华民国承认蒙古独立公投结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蒙古国的大致历史，但其国历史教科书中，被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这些民族统治、融合的过程始终被淡化，认为自己始终是草原文明的独立个体，从中国汉代对匈奴的作战开始，蒙古的历史就被等同于匈奴，进而认为中国一直与蒙古争夺草场，互有胜负，最终因为汉朝侵占了河套地区，取得战争的优势，使其失去了很多草场。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现，蒙古的势力开始变得强盛无比，不但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还打下了中亚，欧洲，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并在其后统治了中国100年。
这种记录的表述，至少有一种让人弄不清自己是谁的感觉。一方面，蒙古民族起源于东胡现在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虽说匈奴消灭了东胡，但这并不影响其起源问题。不能因为匈奴消灭了东胡，匈奴的部落联盟里有了东胡，就把匈奴的历史从汉代起说成东胡的。所以，也便不存在中国汉代与东胡在河套地区争夺草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胡这一民族，应该是华夏民族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后来的蒙古也不过是草原上的部落联盟。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与蒙古争夺草场的问题，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相互的融合与较量。
民族是民族，国家是国家，一个国家的民族从哪里来，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启用新版教材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吉尔吉斯斯坦大多数书籍和资料对其建国历史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只是提出了建国历史和民族起源的几种可能性，却没有予以明确认定。新版教材采用了来自《史记·匈奴列传》历史佐证，即认为与“吉尔吉斯”有关的文字记载来自于《匈奴列传》中的“鬲昆”。鬲昆又称坚昆秦时为北方小国名。在匈奴北，汉初为匈奴所灭。《匈奴列传》中说：“是时汉兵与项羽 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后北服浑庾、 屈射、丁零 、鬲昆、薪犂之国。”但是，鬲昆一定是鬲昆，不能因为匈奴灭了鬲昆，就认为匈奴的历史成了鬲昆的。（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新版历史课本）
与这个问题对应的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乞颜部人，大蒙古国可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地区。是蒙古民族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然而，当年，独立后的蒙古因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民族主义是政治大忌，不但没有视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还对其给予否定评价，弃如敝屣。
这种做法使美国的蒙古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在他《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的导言中，开篇便描绘了一幅凄凉、残酷的景象：“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经护卫并尊崇它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军队掠夺了一座又一座庙宇……毁坏宗教用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起来……”此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0年以后，蒙古国脱离苏联控制，“复活”成吉思汗崇拜，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也陡然上升，让成吉思汗再次成为蒙古人心目中无可取代的民族英雄，甚至使他成为蒙古国的象征。
我们要说的是，就种族的概念而言，蒙古人的主体部落，即历史上的“黄金家族”，其实都在中国内蒙古，经过历史的发展与融合，“黄金家族”的历史也被极大地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之中了。而在历史上，蒙古的历史也都大多依据中国历史的记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有着高度融合的历程，元代对中国的统治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对中国的“奴役”。
有些事是历史能改变的，有些事是历史不能改变的，历史更多是给人们提供一些借鉴。蒙古国“复活”成吉思汗崇拜没有错，但不能更多地迷恋于成吉思汗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地区。从这一点上说，蒙古国想要为中蒙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更多便利之处，仅有 “书同文”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蒙古国而言，有这样一个事实和史实，那就得自古以来，其向南融合发展才可能取得进步与繁荣，而不是向北。历史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一块大理石，但不管雕成了什么形象，它依然是一块大理石。只要认清了这一本质，也就不会随意打扮它了，更不会说它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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