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人都認為這句話是胡适說的，其實不是。1919年，胡适在《實驗主義》一文中說：“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裡，由我們雕成什麼像。’”但這句話指的并不是曆史，其後，别人就通過胡适之口說出了它。誰說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句話在後來被得到了廣泛的引用，而我們要說的是，曆史并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不管是誰打扮她都是一個小姑娘，人們改變不了她的本質。比如，蒙古國。
最近有消息說，蒙古國恢複傳統蒙文（新華社烏蘭巴托3月18日電）：2020年3月，蒙古國政府正式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2025年起全面恢複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即俗稱的傳統蒙古文。這就是說，蒙古國改文字改來改去又改回來了：1946年，蒙古國廢棄傳統蒙古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新蒙文，也就是西裡爾蒙古文，而此時恢複傳統蒙古文，分明讓一切又回到原點。
文字是老祖宗留下來的，也是記錄文化和曆史的符号，更是語言的載體。半個多世紀，在曆史的長河裡不算太長，但在現實生活裡，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以30年為一代人計算，蒙古國改文字又回到原點的曆程已經足足超過兩代人了。我們不知道蒙古國在這種改文字的過程中付出了多少努力，但可以知道的是，我國内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人到了蒙古國，看着蒙古國的“新蒙文”仿佛很熟悉，但又不認識，不知道啥意思，與之有真實的可望不可及的距離。有人如此比喻這種距離，即感覺彼此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分明是彼此過去都認識，現在也認識，但因為不同文，至少是在心理上有了一定的阻隔。
是以，蒙古國恢複傳統蒙文引起了不少關注，有評論說，蒙古國的這一決定也意味着蒙古國在與中國内蒙古的交往交流中能夠實作“書同文”的對接，将為中蒙兩國關系發展創造更多便利之處，對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提供語言文字相通的條件。（聶舒翼《海外網評：蒙古國恢複傳統蒙文，意味着什麼》人民日報海外網3月20日）
我們要說的是，這種“書同文”的對接僅僅是一種形式，是一種形式上的便利，而要讓一切真正便利起來，還應該包括對曆史的認識，正确的認識，發自内心的表現與表述，才能使一切自然而然、合乎情理，才是來自内心的、本質的東西。
蒙古曆史上曾被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多個民族統治。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368年，元朝滅亡後蒙古人退回蒙古草原。17世紀，中國清朝政府統一蒙古諸部。1911年，蒙古宣布獨立。1919年，蒙古宣布取消自治。1921年，蒙古在蘇聯的控制下又宣布獨立。1946年，中華民國承認蒙古獨立公投結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建立外交關系。
這是蒙古國的大緻曆史，但其國曆史教科書中，被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等這些民族統治、融合的過程始終被淡化，認為自己始終是草原文明的獨立個體，從中國漢代對匈奴的作戰開始，蒙古的曆史就被等同于匈奴，進而認為中國一直與蒙古争奪草場，互有勝負，最終因為漢朝侵占了河套地區，取得戰争的優勢，使其失去了很多草場。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現，蒙古的勢力開始變得強盛無比，不但統一了蒙古各部落，還打下了中亞，歐洲，建立了龐大的蒙古帝國，并在其後統治了中國100年。
這種記錄的表述，至少有一種讓人弄不清自己是誰的感覺。一方面，蒙古民族起源于東胡現在看來應該沒什麼問題，雖說匈奴消滅了東胡，但這并不影響其起源問題。不能因為匈奴消滅了東胡，匈奴的部落聯盟裡有了東胡，就把匈奴的曆史從漢代起說成東胡的。是以，也便不存在中國漢代與東胡在河套地區争奪草場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東胡這一民族，應該是華夏民族最早的組成部分之一，後來的蒙古也不過是草原上的部落聯盟。是以，根本不存在中國與蒙古争奪草場的問題，而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在曆史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互相的融合與較量。
民族是民族，國家是國家，一個國家的民族從哪裡來，并不影響這個國家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吉爾吉斯斯坦2020年啟用新版教材很能說明問題，過去，吉爾吉斯斯坦大多數書籍和資料對其建國曆史都進行了模糊處理，隻是提出了建國曆史和民族起源的幾種可能性，卻沒有予以明确認定。新版教材采用了來自《史記·匈奴列傳》曆史佐證，即認為與“吉爾吉斯”有關的文字記載來自于《匈奴列傳》中的“鬲昆”。鬲昆又稱堅昆秦時為北方小國名。在匈奴北，漢初為匈奴所滅。《匈奴列傳》中說：“是時漢兵與項羽 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萬……後北服渾庾、 屈射、丁零 、鬲昆、薪犂之國。”但是，鬲昆一定是鬲昆，不能因為匈奴滅了鬲昆，就認為匈奴的曆史成了鬲昆的。（吉爾吉斯斯坦2020年新版曆史課本）
與這個問題對應的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乞顔部人，大蒙古國可汗，世界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多次發動對外戰争，征服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地區。是蒙古民族史上最偉大的英雄。然而，當年，獨立後的蒙古因處于蘇聯的影響和控制之下，民族主義是政治大忌，不但沒有視成吉思汗為民族英雄，還對其給予否定評價，棄如敝屣。
這種做法使美國的蒙古史學家傑克·威澤弗德在他《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書的導言中，開篇便描繪了一幅凄涼、殘酷的景象：“1937年，成吉思汗的靈魂遺物——精神之旗——從蒙古中部黑尚赫山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廟中消失了，在那裡，虔誠的喇嘛們曾經護衛并尊崇它長達幾個世紀之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與宗教的運動中……軍隊掠奪了一座又一座廟宇……毀壞宗教用品，洗劫藏書室，焚毀經卷，并搗毀廟宇。據稱，有人曾秘密地從尚赫寺搶救出成吉思汗的靈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帶到首都烏蘭巴托保護起來……”此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90年以後，蒙古國脫離蘇聯控制，“複活”成吉思汗崇拜，對成吉思汗的評價也陡然上升，讓成吉思汗再次成為蒙古人心目中無可取代的民族英雄，甚至使他成為蒙古國的象征。
我們要說的是，就種族的概念而言，蒙古人的主體部落，即曆史上的“黃金家族”，其實都在中國内蒙古，經過曆史的發展與融合，“黃金家族”的曆史也被極大地融入了整個中華民族曆史之中了。而在曆史上，蒙古的曆史也都大多依據中國曆史的記載，與中華民族的曆史有着高度融合的曆程，元代對中國的統治也不能簡單地将其稱為對中國的“奴役”。
有些事是曆史能改變的，有些事是曆史不能改變的，曆史更多是給人們提供一些借鑒。蒙古國“複活”成吉思汗崇拜沒有錯，但不能更多地迷戀于成吉思汗多次發動對外戰争，征服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地區。從這一點上說，蒙古國想要為中蒙兩國關系發展創造更多便利之處，僅有 “書同文”是遠遠不夠的。
對于蒙古國而言，有這樣一個事實和史實，那就得自古以來，其向南融合發展才可能取得進步與繁榮，而不是向北。曆史在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塊大理石，但不管雕成了什麼形象，它依然是一塊大理石。隻要認清了這一本質，也就不會随意打扮它了，更不會說它就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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