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2月，曾国藩（谥号文正）从衡阳移师北上，率17000兵马浩浩荡荡开往长沙，准备讨伐洪秀全，消灭太平军。出师时，曾文正发布了一篇檄文，列举太平天国之种种罪恶，打着捍卫儒家道统之旗帜，号召大伙起来消灭之：“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如此，曾国藩巧妙避开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利用儒家思想做战斗武器，决心与打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建立天国”的洪秀全战斗到底，最终消灭之。那么，若洪秀全尊奉儒家传统，曾文正还会起兵讨伐吗？檄文告知答案
洪秀全破坏儒家传统，主要证据来自曾国藩这篇著名的《讨伐粤匪檄》，“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就拿毁灭郴州学宫一事来说，《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适粤贼犯彬，毁于兵”，说是被兵灾毁灭，兵应该指的是清兵，曾文正此处有故意栽赃嫁祸之嫌疑。当然，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确实有毁灭传统文化之过激举动，但很快就被杨秀清抵制。洪秀全在南京成立删书衙，修改儒家典籍，想毁灭之。如此，东王杨秀清直接玩“天父下凡”，迫使洪秀全让步，停止毁灭经典之行动。
短暂过激之后，洪秀全在各方压力下，已经趋于理性，并没像曾文正所说的那样毁灭一切典籍、寺庙、学宫、道观等举动。捍卫传统，保护文化，只能是曾文正的战斗旗帜与工具，而不是真正目的。曾文正讨伐洪秀全，《讨粤匪檄》中有几处已经明确告知答案。曾文正言：“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这是啥意思呢？洪秀全号召大伙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追求自由、平等，消灭现存的等级秩序，这侵犯了地主阶级之政治利益。“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洪秀全玩“公有制”，没收地主财产，侵犯了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当然，洪秀全之所言，并未做到，可确实触犯了地主阶级之政治、经济利益。
曾文正，湖南儒学经世派之主要代表人物，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岂能允许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呢？接下来，曾文正又挑起另一个冲突，即是挑起地域争斗，制造矛盾。如其所言：“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这就有意思了，洪秀全将湖南人视为牛马、猪狗，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蓑衣渡大战之后，太平天国精锐4000阵亡，南王冯云山毙命，可谓是伤了元气。进入道州之后，天地会、矿工等纷纷参加，聚众6万余人，恢复实力；攻入岳州、武昌之后，十余万渔民、水手、船夫、脚夫等参军。短短半年，两湖地区主动参军之人多达20余万。两湖贡献大，其人员之咖位自然高，怎能说是裹挟呢？例如，忠二殿下李容发、水师首领唐正才等，无不是两湖之人。
自然经济形态下，中国各地相对比较封闭，彼此之间往来不多，因而形成了极为浓厚之地方意识、地域观念。曾文正挑起湖南、湖北与广东、广西四省人员之间的矛盾，玩“地域冲突”，让两湖、两广人士相互仇杀，从而为自己扩招兵马创造条件，这一招实在高。接着，曾国藩又打起了“感情牌”，说满清皇帝无罪，他给我们带来福祉，是天下之明君，我们都要拥戴他。“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汉、唐、明皇帝残暴，不能维护我们利益，所以大伙造反可以理解；满清皇帝“皇恩浩荡”，处处为我们着想，反对他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感情牌，有意思。
从《讨粤匪檄》之内容可知，就算洪秀全打着捍卫儒家传统之旗帜，曾文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会起兵讨伐，消灭太平天国。君不见，曾文正自我标明捍卫传统，可湘军将领、士兵，有几个具有儒家正义精神呢？有几个是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呢？曾国藩直属军团，鲍超“霆军”、曾国荃“吉字营”，其军纪之败坏史上罕见，堪称恶魔。曾国藩，人称“曾剃头”，斩杀降卒不少；李臣典，攻入南京后，死于“温柔乡”；曾国荃，自称“挥金如土，杀入如麻”；席保田，打仗之最大乐趣，就是捞钱。可知，捍卫儒家传统（天津教案时，曾文正可不敢继续维护传统了），只是曾文正之遮羞布，而不是真正目的。对此，各位又是如何看。
参考书目：《奉天讨胡妖檄》、《讨粤匪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