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说星语的第274篇原创文章
话说，晋楚争霸的揭幕战，或者说，晋文公正式成为中原霸主的城濮之战，晋文公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离不开他的首席谋臣先轸。今天就来聊聊先轸的战争谋略之外交战略。
先轸多年随同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对各国情况相当熟悉，加以善于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予以发展、创新，所以在战争实践中，能够运用多样化谋略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战术，对战争史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主要表现有两点，今天先来看外交方面：
先轸将外交正式纳入战略范畴，开“兵者诡道”先河。城濮之战前，政治、经济以及精神因素，已被军事家们纳入战略运用之中。但由于当时的战争，大多是只有两个较强的对手相互斗争，形势比较简单，所以外交因素在战略运用中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虽然有些军事谋略家如吕尚、管仲等，在他们的战争指导中，已经开始有了运用外交活动的因素，但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谈不上外交谋略或外交权术。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第一次从大国争霸、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根据各国决策人物的心理，机智巧妙地运用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削弱了敌人，从而改变了整体战略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先轸所用的外交手段，具有极浓的诡诈性、欺骗性，和过去在“仁本”、“礼治”等传统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战争外交迥然不同，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对传统军事思想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外交活动。这与他的前辈军事谋略家所采用的外交活动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后人都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不谲”（其实齐桓、晋文的谋略多出于管仲、先轸）。如果用这两句话来表示两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
至于高士奇批评晋文公说“城濮功高，而信先轸之诡谋，许复曹、卫，拘留宛春（楚使臣），一意败楚，而无按兵修礼之风，比之召陵诚所谓谲而不正者耶”，纯粹是迂腐之论。外交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时的外交自然也是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的。
所以根据历史实际，有理由认为：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的作战指导，是中国战争史上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战争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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