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中，周培公暗示康熙皇帝册封刚刚出生的胤礽为太子，最为直接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朝廷在内忧外患时期必须为防不测而有所准备，其二，不能因为立嗣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引发朝廷的动荡。
尽管远离“三藩之乱”的前线，而此时的康熙并不能说是绝对的安全。
吴三桂自起兵一来，连同一起叛乱的尚可喜和耿精忠，一时间横扫南方半壁江山，与朝廷军队隔长江对峙，而与此同时，在京畿重地“朱三太子”杨起隆又伙同在京的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策动宫内太监造反，一时间内忧外患，让康熙大为震惊与羞愧，甚至产生了退位的想法。而在西边，王辅臣携陕西兵马自重，待价而沽，北边又是察哈尔蒙古的叛军不断向北京逼近，海上的郑氏家族已经拔锚起航，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和蒙古其他部落也在蠢蠢欲动。
尽管康熙在孝庄太后和群臣的劝谏下，重振信心，放弃了退位和退居东北的想法，但是此时的时局对于康熙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内有奸细，外有强兵，国家周围也是强敌环伺，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培公提议册立太子就是为防康熙在动乱的时局中有所不测，而不至于因为国无君主而陷入更大的不利境地。
而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出身的周培公而言，“有嫡立嫡”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而这也是为了减少因为国本问题而产生的内耗。
所以，胤礽为康熙的正宫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是当之无愧的嫡子，被册立为太子是理所应当的。尽管此时的大阿哥已经出生多年，正在茁壮成长，还有明珠的庇护，但是大阿哥终归为慧妃所生，身份、地位远不及赫舍里皇后及其身后的整个家族，胤礽必然是立嗣的第一选择，这一点于情于理都能在朝堂之上站住脚，不管是满洲贵族还是汉族士大夫阶层都不会产生异议。
而康熙下旨册立胤礽为太子，确定下来这个名分，既是为自己找到了接班人，避免了自己不测之后的国家根本的丧失，也是能将所有的矛盾放在对抗外地之上，而不是因为国本问题而产生争论。
所以，周培公正是因为这两点考量才暗示康熙册立刚刚出生的胤礽为太子，尽管索额图之前妄图杀掉支持扯藩的周培公以平息吴三桂的反意，而看到周培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自己的外孙为嗣时，不仅向周培公道歉，还用下跪的方式来感谢周培公。
对于康熙而言，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周培公的建议，一方面是因为他与赫舍里皇后极为身后的感情，另一方面，此时的他也需要以此稳定住索额图，拉拢索额图继续支持自己。
康熙对于周培公的立胤礽为太子的建议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除了康熙也有着周培公一样的对于国家根本和皇权永续的考虑外，就是对赫舍里皇后与整个赫舍里家族的考量。
作为康熙的结发妻子，赫舍里皇后陪着康熙渡过了鳌拜专权的困难岁月，并且在扳倒鳌拜集团的过程中，赫舍里家族的索尼和索额图是立下大功的，不管是康熙对于赫舍里皇后的夫妻情分，还是处于对赫舍里家族的感激，赫舍里皇后在这个时候都在康熙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所以，当康熙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妻子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极度的悲伤，并且对于胤礽这个他与赫舍里皇后所生的皇子，也因为寄托了他与赫舍里皇后的感情而格外看重，再加上胤礽本具备嫡子的身份，所以康熙才会不顾大清朝祖制和传统，按照汉族政权的规矩册立胤礽为太子。
与此同时，康熙如此不假思索的就册立太子，也说明康熙一直就有册立赫舍里皇后的子嗣作为接班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因为三藩之乱的爆发和赫舍里皇后的难产而死，不得已只能将这个想法提前在胤礽身上付诸实施了。
而册立胤礽为太子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稳住胤礽的姥爷索额图。
索额图自康熙筹备着“扯藩”开始，就一直站在了反对派阵营，与明珠、陈廷敬、周培公等主张“扯藩”的大臣死磕，甚至在得知吴三桂叛乱时，企图用明珠、周培公等人的项上人头平息吴三桂的怒火。索额图这样做既是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同时担心自己在朝堂之上的地位会因为“三藩之乱”而被周培公等人取代，更为重要的是，索额图有可能就此失去康熙的信任，毕竟赫舍里皇后的去世使得赫舍里家族失去了与康熙皇帝最为重要的牵绊，这个时候的索额图必然会有其他的心思和想法。
而此时的康熙册立胤礽为太子，就是要打消索额图的这种想法，让胤礽成为康熙与赫舍里家族新的链接，同时也成为了赫舍里家族新的利益代言人，而索额图也瞬间明白，康熙没有因为“三藩之乱”而记恨自己，同时也没有因为自己之前的判断失误而影响整个赫舍里家族在康熙心中的地位，必然是感恩戴德。
毕竟，索额图太重要了，索额图位列朝阁之中，又掌管着兵部，与明珠这样的后起之秀不同的是，赫舍里家族的势力自索尼时代开始已经遍布朝野，打赢与三藩的战争，还是要继续依靠索额图。
所以，册立胤礽为皇太子，成为了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康熙必须要做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