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4日，“中西之间：超越知性思维”——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换届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新逸夫楼召开。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主持了换届选举会议。秘书长刘梁剑教授进行了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关于研究会章程修改的说明。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郁振华教授宣读了新一届（第七届）理事候选人名单，并作了说明。会议选举童世骏为新一任会长，郁振华为新一任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孙向晨、白彤东、杜保瑞、王天恩、樊志辉为新一任副会长，刘梁剑为新一任秘书长。
前任会长杨国荣教授向各高校同仁对学会工作的支持致以感谢。杨教授追溯了冯契、王元化等老一辈学人筚路蓝缕创办学会的历史，指出学会以综合性为特点，旨在为文史哲等学科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西之间：超越知性思维”，知性是相对于感性与理性而言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为划界，即将统一的整体划分为不同方面。在文化研究中，不仅需要在不同领域中把握各自对象，也需要跨越界线，让不同学科在综合的形态下展现其具体性与真实性。不同领域的学者应该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界限，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的话题，提供多角度思考。研究会能够将各个高校不同的学术机构汇集起来，也是一种超越划界的意识。最后，杨教授表示，学会在新任会长童世骏同志的带领之下会越办越好。
新任会长童世骏教授回忆了冯契、王元化等老一辈先生在80年代的工作。他们在自己学术创造顶峰时期没有因自身学术工作任务之重而推卸社会责任。他们组建比较研究会这个平台，也是着眼于为当时的学界提供交流机会，为年轻学者提供成长机会。童世骏教授表示，自己也将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努力做好沟通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工作。三十多年过去了，比较交流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更好的条件。同时，现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也和当时的语境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除了中西关系，南北问题、中国与其他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发表题为“从哲学中汲取智慧”的讲话。他提到在世界哲学日转发郁振华教授的《论哲学修养》，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大量点赞，这表明有很多人愿意为哲学点赞。王为松表示，社联是学会之家，是学者之家。学会今后也可以在推动学术繁荣与发展的同时，做一点学术普及的工作，让社会上更多人了解学者们的工作。社联要做的是展示学会的成就，通过宣传和推介，让更多的人能看到，也进一步凸显上海学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作用与影响，推动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也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贡献智慧。
林宏星教授主持了“中西之间：超越知性思维”学术年会报告会。孙向晨、杜保瑞、吴晓番、杨杰四位老师发表主旨报告。
孙向晨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汉语语境下西方哲学研究的挑战。在他看来，在汉语语境下，西方哲学的研究本质上是西方思想与汉语世界之间的碰撞，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事件，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领地。追溯西方哲学进入汉语世界的过程，80年来以来的主要工作形态是介绍与翻译，从单本书到全集的系统工程。但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在本质上是汉语世界如何接受他者的问题，其中充满了搏斗与排异。比如对《存在与时间》中Dasein的翻译、对于Being问题的争论等等，这些讨论都深刻地反映了西方概念和思想如何在汉语世界中得以安放的过程，也涉及到汉语为了接纳西方思想而进行的自我改造。这折射出任何的翻译始终存在着双重脉络与语境。如果在研究西方哲学中不深入考虑汉语语境，便会出现如下悖论——汉语学术共同体在争论西方问题时，他们所对话的学者并不懂汉语；能够理解该工作的学者并不知道它在汉语世界发生的事情，而这一研究内容在汉语世界中没有内在位置。这便形成了很多错位，一方面中国学者看西方文献却用汉语呈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用外语发表成果却无法促进提升汉语世界本身。为破解这个问题，在中西之间还有另一条道路，即自觉地在汉语世界中研究西方哲学，在理解和解析西方哲学同时，更应该有进入汉语语境的哲学自觉。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在翻译、理解、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留存与排异问题，这不仅要对西方哲学有透彻认识，还要对自身的汉语经验加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使哲学的思考得到进一步提升。
杜保瑞教授报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心得。杜教授回忆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念书时，便有西方哲学的老师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本人的问题意识，也在于如何在哲学的进路中，用合理的方法与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理论若要成立，其完整的哲学基本问题有四个。首先是宇宙论，中国哲学的佛学、道家和儒家，都有着相应的宇宙论，也就是存有论的问题。其次是价值论，儒家的价值为仁义礼智，庄子的价值为逍遥，老子的价值为无为等等。再次是工夫论的问题，既有心理修养的本体功夫，也有身体修炼的工夫。最后是境界论的问题，儒家提出圣贤，庄子提出真人，佛教提出阿罗汉、菩萨和佛。这四个哲学基本问题都谈清楚了，理论建构才算完成。
吴晓番老师报告的主题是18世纪的东亚儒学中的反理学思潮研究。在18世纪，有着三种不同的反朱子学的话语出现，分别是乾嘉汉学、德川古学与朝鲜儒学中的脱性理学。乾嘉汉学的崛起是18世纪思想中的大事，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形态里面都出现了类似的事情，特别值得注意。以往对18世纪的反理学思潮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从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以中释中的中学的立场来讨论乾嘉汉学，基于心性儒学的立场将其视为不见道的哲学。另一种是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以西释中的西学立场，基于启蒙理性及进步主义的立场，视之为文艺复兴或者科学主义的翻版。但是这都有所遮蔽。18世纪儒家的理论关切有一些独特之处。首先是性命古训问题的讨论，性命古训问题首先意味着对语言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有意识探究，意义重大，而性命问题的重新解释内含着对人与物的区分，以及对德与性的区分，这种形态的儒学承认人的有限性并不是应该被克服的问题，而是讨论的起点。这也引发了工夫论的变化，即不再追寻向内的逆觉体证，转而为向外的探求累进。第二是对礼制的讨论。18世纪的哲学聚焦于礼制问题，它应当被定位为一种社会哲学，它讨论什么是合理的社会秩序，既要容纳普通人的生命情理诉求，又要使整个社会架构合理有序地运行。在此意义上，相人偶的问题、制作的问题、道统问题、夷夏之辩等都浮出水面。这些问题都不能为特定意义上的中学或西学所涵盖，以中释中和以西释中都有其限度。
杨杰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对道家阐发的尝试。人们熟悉的道家可以是某种生活智慧、政治理论、治国方针、管理方案、伦理实践、人生观、修养等等。道家并非一种清晰、严格、具有一致性与确定性的知识论体系，用所谓的知性思维的方式来论证道家会碰到麻烦。以自然无为为例，我们如果用逻辑清晰的语言来表述，那么需要讨论不同的行为、动机、主体，以及不同的价值和历史处境。通过知性的分析，可以对自然和无为之间的共同之处予以描绘，但无法通过它来论证实践之事。无论是“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都局限在“释”上，即解释的范围内。现在的汉学家将东方思想作为一种材料，而没有将其放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如果要走出“释”的局限，需要的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所以中国哲学需要有自我主张，更关注实践智慧的层面，将哲学的主题更具体地对应到中国发展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发生的问题上。道家哲学或者是自然无为的观念，可以作为证成实践智慧的一个例子。
主旨报告之后，与会老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摄影：余伟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