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枣阳十里长坡。
日军39师团231联队第三中队第四小队的松本少尉举起望远镜，向对面高地上观察，视野内出现的中国官兵还不到百人，他长舒一口气，自5月6日这支2千人的中国队伍渡过襄河作战以来，将日军231联队拦腰冲成两段，经过10多次交战，日军仍无法获胜。
直到今天，日军两支精锐旅凭借人数和武器的优势，打散了这支中国队伍，才包围了他们的指挥部。
视野中，一个穿崭新将军服的人引起了松本的注意，他本以为今天包围的只是个团部，可这个高大身材的军人身上明明穿的是将军礼服。
此人是谁?
他向联队长横山武彦汇报了刚才的发现，横山武彦下令第三中队包围指挥部、大声喊话劝降，指挥部里传来一连串枪声作为回答。
激战到傍晚，高地上仅剩的几十名中国卫兵都被派往前线，松本少尉看到，指挥部还剩下包括高个子将军在内的10人。
机不可失，中队长堂野和松本少尉带着第三中队的上百名步兵冲进指挥部，后来的场面，记录在日本官兵亲口讲述的《231联队史》这本档案中：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瞪住藤冈……”
此时，身穿中将礼服的高个子将军左臂、左肋均已被炮弹炸伤，重伤垂危，藤冈举起刺刀、嚎叫着冲过去，却被将军的威仪吓住。
张自忠
《231联队史》接着记录道：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这是张自忠中将壮烈殉国的场景，这一年，他49岁，刚当上祖父。
直到此时，松本等人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从将军服的口袋里找出一支派克笔，上面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松本与堂野不禁向后倒退两步，向张自忠遗体肃然敬了个军礼，后将遗体送到联防队长横山武彦处辨认，确认是张自忠中将后，就地安葬在襄阳南瓜店。
当晚，张自忠的部下、38师师长黄维纲带敢死队击退横山武彦联队，抢回张自忠遗体，擦洗后，发现身上有八处伤口：2处炮弹伤、5处枪弹伤、1处刺刀伤，最重的是一处洞穿胸口的炮弹伤。
将军遗体被送往重庆安葬，路过宜昌时，十万军民沿途恭送上船，其间三架日机飞临，祭奠百姓无一人逃散，而日机最终一弹未投、盘旋而去，未敢伤及将军灵柩。
作为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本不必渡过襄河，到只有两个团的前线阵地作战，而他却以必死的决心，留下两封诀别信，毅然渡河求死，在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张自忠写道：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不顾部下劝阻、渡河决战之际，张自忠已经下定了求死的决心，只有殉国而死，才能洗刷清多年来舆论和流言给他强加的“汉奸”罪名，重获清白，也因此，他成为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部队最高级别将领。
对于军人来说，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1、因误中日军陷阱、获汉奸骂名，舆论之下、百口莫辩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唐园的张家大院东楼。
曾任江苏赣榆知县的父亲为他起名“自忠”，从《诗经·大雅》的“王之荩臣，无念尔祖”中为他取字“荩臣”，意为尽忠之臣。
作为山东汉子的张自忠从小性情刚烈，爱读《三国演义》、《说唐》、《精忠岳飞传》等书，对英雄们的浩然之气充满崇敬。
1916年，张自忠从天津法政学堂毕业后，同乡好友车震带他前往廊坊，面见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冯玉祥见他高大威武、一表人材，很是欣赏，当场留下他当见习军官。
从此，张自忠投笔从戎，因作战英勇，十几年后被提拔为西北军的一名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自忠指挥第6师多次挫败蒋军，参谋长张克侠曾评价他：“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近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6师还剩下2个旅、1个手枪团共5千人，是西北军残部里保持最完整的部队。
1931年，部分西北军被整编成国民政府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38师师长。
1933年长城抗战时，29军奉命阻敌，张自忠与副手冯治安率38师与日军在三屯营激战七日，日军无法获胜，只得转攻罗文峪的37师。张自忠立即增援2个团上去，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这是抗战前期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此役，装备极其低劣、不得不以大刀杀敌的29军打退了日军几十次猛攻，歼敌6千人，令日本朝野震惊。
29军大刀队
日本报纸气愤地写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北平诗人醉丐特地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颂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表达了对张自忠在长城抗战中英勇杀敌的景仰之情：
“军称模范久驰名，誓与倭奴苦战争。深夜出兵来杀贼，刀光闪烁气峥嵘。”
而不久后，为了集中主力部队围剿红军，蒋介石政府派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签订了媾和的《塘沽协定》，将冀东定为“非武装区”。
1935年1月，关东军贴出告示，要“断然扫荡宋哲元军”，以2千兵力猛攻张自忠部，被打得惨败撤退，又增援2千人，以4千人的军队包围了张自忠部。
宋哲元见事态恶化，上报北平何应钦，而何应钦却让他“克制、勿扩大事态”，后以双方互有退让告终。
不久，河北亲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遭暗杀，日军以“河北事件”为借口施压，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口头达成“何梅协定”：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并撤走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实际放弃了华北地区的控制权，舆论哗然，这也为后来日军全面侵华拉开了序幕。
为了逃避舆论指责，也为了保存中央军的力量，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退出河北，派29军这个非嫡系部队进驻平津，由宋哲元任晋察政务委员会会长（后任北平市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
也就是说，蒋介石知道自己一昧媾和不得民心，怕被千夫所指，才在“何梅协定”已成的情况下，甩出29军到平津去顶包，而宋哲元也不甘被骂汉奸，多次告病隐退、向人大骂蒋介石假抗日，因此，最终的替罪羊就成了张自忠。
日军当时试图策划“华北自治”，极力拉拢宋哲元这个非嫡系将领，要求他的五省机关聘用日本人，被宋哲元拒绝。
1936年5月，日军在华北大举增兵，而蒋介石给宋的命令是“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当年11月，华北日军举行了为期八天的秋季大演习，意在向29军示威，作为回应，29军的两个师也进行了4天的军事演习，北平军民积极前来劳军。
此时，真正驻守平津的中国部队只有29军的4万多人，日军陆续增兵至30多万，还有一个航空兵团，宋哲元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指示又是周旋，他只能硬着头皮维持场面。
1937年2月，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即将达成，日本政府邀请宋哲元访日，在这个敏感时期，宋哲元没有得到蒋介石指示，既不敢拒绝，也不愿访日落人口实，便委派张自忠代为访日一个月，而这也就造成了张自忠一生洗不清的污点。
日军长期拉拢宋哲元无效，将视线投到了张自忠身上，玩弄鬼蜮伎俩，欲坐实张自忠的亲日形象。
张自忠访问日本期间，日本报纸上铺天盖地报道张自忠与日本军政首脑见面的新闻，炮制他被赠送礼物的消息，欲营造日本与华北中国部队“亲善”的假象，在中日战事一触即发的时期，这些新闻令张自忠在民众心中地位一落千丈。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驻丰台日军以士兵走失为借口寻衅，8日，冯治安的37师奋起还击，而38师却按兵不动。
此时，张自忠与宋哲元均指望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张自忠手下的旅长何基沣建议与敌血战，被张自忠在电话中呵斥，称：“打起来……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地盘就完蛋了。”
但日军却欺骗了他与宋哲元，利用谈判时间调兵遣将。
很快，“驻屯军”兵临城下、开始进攻，7月27日，宋哲元彻底打消幻想，通电29军抗战。
7月28日拂晓，遭日军三个机械化混成旅团攻击，29军措手不及、伤亡五千多人，不得不退守保定，8月3日，羞愧难当的宋哲元宣布辞职，将冀察政务委员长、北平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以期拖延时间。
城破之际，还有什么北平市长可言?张自忠勉强当了两天，命人在北平街头贴出安民告示，8月6日，也宣布辞职，偕两名副官躲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8月8日，北平沦陷，张自忠逃往南京。
应该说，张自忠在这段时间的行为不是全无指摘之处，在日军侵华意图明显的情况下，他还一再试图稳定局面，其实是为了保住西北军的地盘和29军的实力，也因此，他才被报纸口诛笔伐为“汉奸”。
其中颇有些微妙，经过几年盘踞，宋哲元已视冀察为西北军地盘，且因前两年蒋介石有绥靖态度，他不相信蒋介石这次会真心抗战，更不相信日本会发动全面战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一再下令坚决抵抗，宋哲元却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不愿即刻决战，并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最终中了日本人缓兵之计，日军利用谈判之机，一面向关内运兵，一面分兵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中国守兵，以较小的代价攻克了北平。
1938年，宋哲元率部在河南战场溃败后，因肝病、脑血栓导致半瘫，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1940年初病故，病榻之上，他仍不忘鸣冤，认为自己不该对华北战局负全部责任。
宋哲元病退后，骂名全落到张自忠头上，让他成为千夫所指，报刊上均称他为“汉奸”、“逆贼”、“自忠者自以为忠也”。
舆论之下，张自忠百口莫辩。
2、多次写血书求死，以洗刷污名
张自忠擅长打仗，却不懂政治，他个性廉正、憨厚、忠勇、讲义气，对冯玉祥忠心耿耿，西北军大部投降蒋介石后，他却打心底不肯归顺，希望能与宋哲元在平津一带拥有一块属于西北军的地盘，这种军阀割据的思想，导致了日军趁虚而入。
可面对侵略者，张自忠绝无半点投降打算。
七七事变期间，为了分化29军，日军喊出了“只打冯治安，不打张自忠”的口号，令民间百姓误会当时是“37师打、38师看”，认定38师师长张自忠亲日媚日、是个大汉奸，他潜往南京后，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北平混不下去，当不了汉奸才南返”的。
而事实上，日本人痛恨抵抗态度顽强、杀敌无数的张自忠，张自忠也无半点投日打算。
谈判期间，天津商会领袖徐柏园曾去探望张自忠，在回忆录里称：
“那时日军已提出我国军队应撤至永定河西以西的要求，他苦闷极了，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往来徘徊，时而仰视长空，时而俯首叹息，我问他到底预备怎样？他握紧双拳，如虎相扑：混蛋的日本人，当然是要杀尽他们才痛快！但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弥患为是。”
后来，张自忠才意识到，这种危机深重之际，仍寄希望于谈判、想保实力的做法，确实是错误的。
一旦醒悟过来，张自忠就开始了浴血奋战。
来到南京后，张自忠被撤职，顶着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大量舆论压力，他苦闷不堪，曾打算跳楼自杀，后来被人劝住。
此后，他写了一封封的血书给蒋介石，又得李宗仁说情，才得重新任用。
1938年，张自忠的38师被改编为第59军，在临沂之战中痛击日军最精锐的坂垣师团，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取得胜利。
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长途奔袭，增援淮河防线阻击日寇荻州第13军团后，又迅速回兵几百里到北线第二次痛击坂垣师团。
1939年的随枣会战，第59军在鄂北截断日军后路，杀敌最多，张自忠被日军称为“活关公”。1939年，张自忠指挥第33集团军全歼日军第11军一个旅团，令第11军司令官咬牙切齿。
数次大捷令张自忠得以被授陆军中将加上将之衔，而这些战功却洗不去他曾经的污名，仍然有报纸捏造他“收受日本美女”的流言，仍然不断有人说他是汉奸。
不擅言辞的张自忠无处申辩，一次宴会上，他借着酒劲，当众大声说道“就现在！诸君可以上来，把我张自忠的脑袋砸个稀八烂！看一看我老张的脑袋里，有没有一点汉奸气味！”
视荣誉高于生命的张自忠决意以死自证清白。
从此，每次作战，他都写下遗书，将总司令部放在敌人炮火线内，有一次，敌人炮弹把司令部房子的瓦都打碎了，他仍然坐镇其间，毫无畏怯。
李宗仁看出他的求死之志，多次劝他：“集团军总司令，就不要去一线战斗！”张自忠仍我行我素。
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战果最辉煌：歼敌30840人，俘虏日军36人，其中张自忠的功劳占三分之一。
而就在这个冬天，张自忠去重庆见冯玉祥，向老长官郑重说道：“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的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也要活一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着，我一定要这么办。”
1940年5月1日，为守住长江运输线，张自忠参加了枣宜会战。
此时，张自忠已担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二三十万人的军队，还是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本不必亲临前线，但他却命令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在大本营，自己带59军的74师2千人于5月6日渡襄河作战。
张自忠绝笔信
行前，他留了两封绝笔信，一封给老搭档冯治安，即本文开篇中的信件，称：“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还有一封长信给他的老部下，称：
“近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对敌人是敷衍的布置；敌人即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
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近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这里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平定是一样的平定，牺牲是一样的牺牲。
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逾于骨肉，义气逾于同胞，我是不忍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
弟等素识大体、明大义，谅必也绝不肯走这条死路。无疑地，我们只有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令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定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我们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令绝不后退。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了吗？
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有着无上的光荣，我们的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也不愧做了一世的军人。
所以这条路是光明的，是我们唯一无二应该走的路。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最后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功亏一篑？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根，拼这一仗，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身为战士，浴血疆场、马革裹尸，才是张自忠将军最终的追求。
肉体或许牺牲了，而为国尽忠、拼死杀敌的精神与浩气却会永生，也能洗刷掉那些流言给他带来的压力与侮辱。
自长城抗战时起，张自忠就一心杀敌报国，全面抗战以来，更是多次获得大捷。可那些藏在暗处的中伤者，却始终盯着他曾经的错误不放，对他的荣誉、忠诚极尽质疑。
正因此，枣宜会战中，张自忠放弃了一切撤退逃生的机会，绝不后退半步。他率74师2千多人在南瓜店对阵日军39师团5千人，经过几天激战，被日军分割包围。
张自忠拒绝了部下保护他撤退的劝告，将自己身边最后剩下的特务排一百多人也派上了前线，指挥部里只留下10个人，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换上陆军中将的礼服，整理好军仪，迎接日军的再一次冲锋，并拔出腰间蒋介石亲赐的军刀，准备以29军的老传统来手刃鬼子。
日军见他宁死不降，占领了对面一个山坡，炮轰指挥部，张自忠左臂、前胸重伤，浑身虚弱，正欲拔刀自杀，日军一个小队几十名步兵冲进了指挥部，他从血泊中巍然站起，吓退了刚冲到他面前的上等兵藤冈，随后被堂野枪击、藤冈刺伤身亡。
张自忠殉国身亡之后，日军得知其身份，肃然起敬，将其安葬于南瓜店附近，立碑称：“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并全体行军礼致敬。
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播放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
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张自忠死讯，38师立刻组织了敢死队，不顾一切地往日军39师团司令总部发起冲锋。《231联队史记载》：“当夜，张自忠的遗体即被数百名中国士兵采取夜袭的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葬礼
黄维纲与部下擦洗了张自忠的遗体，佩戴好将军短剑和领章，装入当时极其贵重的楠木棺材，由宜昌登船送往陪都重庆，一路上，两岸巴东、巫山、涪陵的百姓均以供桌、香火相送，5月28日，张自忠灵柩到达重庆，蒋介石上船迎接，亲为扶灵下葬，重庆百姓倾城而出为将军祭吊。
葬礼上，蒋介石终于为张自忠洗刷了曾经的污名，称：“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
张自忠的确没有为自己申辩过几次，可他却以自己的生命来为忠诚做了诠释，群谤齐至，能破谣言的不就是报国一死吗?
可那些自始至终怀疑他的人，那些旧时代的“键盘侠”，却又何曾感到过惭愧?
1943年，周恩来为张自忠亲笔题字，称他为“抗日军人之魂”。
而令人感佩的是，张自忠的妻子李慧敏得到消息后，冷静得一颗眼泪都没有落下，知书达礼的李慧敏淡淡说道：“张自忠的牺牲，是为了国家，为国而死，我不难过，我也有份。”
此后的两个月中，她有条不紊地把家中琐事一一料理完毕，为刚出生的孙子起名“张纪祖”，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七天后绝食身亡，1940年，她与张自忠在重庆梅花山夫妻合葬。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张自忠求死的真正意义，而作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他的死也激发了部下的斗志，从此，33军集团军与日军39师团成为死敌，多次激战。
1943年3月18日，原39师团231联队的联队长横山武彦少将、害死张自忠的元凶，在湖北当阳落入33集团军179师何基沣部下的埋伏圈，当场被子弹击中，又被重炮手一个炮弹炸成了碎片，总算是为总司令报仇雪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