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损卦上山下泽，是易经中的第四十一卦。其原文为：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意为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因为有“孚”，即有信用，所以依然吉利，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而获得收益。“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原文的关键所在，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进行享祀之礼呢？还有二簋食物可以用来享祀。在中国古代，祭祀规格有八簋、四簋、二簋之分，而这里用二簋暗示了主家借用本应是客人享用的祭品完成自己的祀礼。
结合《彖》曰：
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便是说明了借刀杀人之计的主旨是，在自己的损失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巧妙的利用“客方”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甚至获得收益。
所以原文中，“敌已明”从狭义的角度是指代敌人，而从广义角度来说，是代表已经发生了且无可避免的损失；“友未定”狭义指处在徘徊、观望之中，尚未确定的盟友，广义则指一切可以引以为用，弥补损失的外部力量，甚至包括敌人自身。正如损卦所说“损下而益上”，借用外部力量弥补损失，减少自身的消耗，才是借刀杀人之计的精髓。
另外此计从《损卦》中推演而来，根据卦象内容，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完成计谋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孚”即信用，二是“享”即利益。
正如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利益在借刀杀人之计中的作用就非常容易理解。盟友未定的情况下，自然是有利则动，无利则止。但是如何用远期利益，换取盟友近期的帮助和牺牲，这便需要“信用”，而如何获取信用也有很多方法，即有我们寻常所理解的常规方法，也有特殊的操作，如威逼，引诱，欺骗等。
至于针对敌人内部的借刀杀人，则是通过利益矛盾来破坏敌人内部相互间的信用，这种方法通常运用在离间计中，于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伍子胥、李牧、岳飞等名将可以说皆是死于此计之下。
著名的心学大师，圣人王阳明，在他一生传奇的经历中，就常用，且非常善用借刀杀人之计。《明史》记载当宁王朱宸濠谋反时，王阳明曾大量利用间谍散布谣言：
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
其中不少谣言其实非常的拙劣，当时曾有不少部将感到疑惑，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是假的，宁王又怎么会上当呢？
王阳明当时曾对此做出解释，大意为谣言并不需要多么的真实，只需要传播开来，就会有人怀疑，敌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就会开始崩塌，其后他们内部都会自动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的谣言。
后续的发展，正如王阳明所料，宁王果然开始怀疑了。《明史》记载：
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
史上记载，宁王虽然没有轻易上当，但还是开始怀疑，并主动试探他最重要的两个谋士，李士实和刘养正。结果王阳明传播的谣言真真假假，其实不管怎么试探，李、刘二人的话都会有一部分和谣言内容对上。因而宁王怀疑之心更重，虽然没有杀了两人，却也不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使军队整整十余天迟疑未动，给王阳明创造了时机。
古人按语：故象已露，而另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如：郑桓公将欲袭郐，先向郐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书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处而埋之，衅之以鸡缎，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韩非子，内储说下》）。诸葛亮之和吴拒魏，及关羽围樊、裹，曹欲徙都，懿及蒋济说曹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心不愿也。可遣人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释。”曹从之，羽遂见擒。（《长知经》卷九《格形》）。
按语认为，当局势出现变化，均衡被打破，所有势力的利益将被重新分配，就导致原本的敌我关系出现变化。善用这种变化，就可以建立新的盟友关系，并借用盟友的力量击败敌人。
对此，古人列举了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中，郑桓公是周幽王之子，周宣王之弟，是郑国的第一任国君，同时又是周王室的司徒，位高而权重。郐国是祝融氏后裔被周武王封到郐（今河南密县)后建立的小国，当时的国君贪财好利。
当郑桓公准备攻取郐时，双方的强弱对比，胜负结果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郐国内部很多人早已经对郑桓公翘首以待。在这种情况下，谁是“借刀杀人”里的敌，谁又是友呢？
一般人的理解一定是认为郐君是敌，郐国内的忠臣良将是可以拉拢的友方。
非也。既然是忠臣良将，他们就不会单纯的被利益所收买，才是攻取郐国的真正障碍。相反郐君贪财好利，昏庸无能，他存在一天，民心就会越向着郑桓公，因而郐君才是真正的友。
所以在这个故事中，郑桓公用了“择郐之良田赂之”的方法，还做了一场很浮夸的表演，“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处而埋之，衅之以鸡缎，若盟状”，以正常人的思维，是没有人可能相信的。
但关键在于因为郐君的昏庸，君臣之间本就么有信用可言，但出现另一种利益分配方案的时候。即使郐君知道是假的，他也不再相信所有的大臣，同样大臣纵然知道是郑桓公的阴谋，但也开始害怕郐君借此打击自己。
所以在历史上，聪明的人从来不怕敌人有多少的能臣良将，就怕没有昏庸的君主。借刀杀人，也不怕谣言有多假，多蠢，只要触及信用和利益关系，就一定会成功。
在第二个例子中，则是讲述了利益改变，使借刀杀人中，敌友关系产生的变化。
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同时收获了益州，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自认为出力最大的孙吴，其获得的利益却和投入远远不成正比。这种利益的不平衡，为吴蜀联盟埋下隐患，之所以能继续维持同盟，依靠得是北方曹魏的威胁。
传统观点认为，孙权最后做出袭取荆州的决定，是因为刘备失信，和关羽高傲的态度。但这写其实只是次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关羽在襄樊之战中的表现，打破了魏蜀吴三者之间的势力平衡，使三方的利益关系需要重新划分。
因此，曹操利用孙吴，消灭关羽，是中国战争史上最经典的借刀杀人案例。
古代案例一、曹孟德借吴除关羽
公元219年，刘备出人意料的取得汉中之战胜利，不仅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更夺取了汉中。
同年，关羽凭借汉中大胜的余威，以掌握的荆州之地，独立发动襄樊之战，希望完成补全荆州的计划，为将来《隆中对》战略作准备。
这其实并非是因为关羽好大喜功，而是当时天下人皆认为，汉室将在刘备手中季兴，因此曹魏内部动乱不安，反叛不断。如《三辅决录注》记载：
（218年）时有京兆金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而在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前后，《三国志·武帝纪》又载：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间苦繇役，音於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
《世语》记载：
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因此，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围困曹仁，水淹七军，斩杀大将庞统，生擒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从而威震华夏，并非只是《三国志》说说而已。在当时天下人眼中，真的是有一种刘备将会成为第二个汉光武帝刘秀的感觉。
虽然这时候，刘备在舆论、民心、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从三国鼎立的角度来说，这时候的刘备，似乎代替了曹魏，成为了最大势力。但这也导致了保障吴蜀联盟间关系的基础“信用”消失了。
而在利益方面，当刘备方面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时候，孙权仅一个合肥就损兵折将，始终不能攻下。不仅如此，还在曹操的攻势下，不得不向曹操请降。《三国志·吴主传》：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脩好，誓重结婚。
这样一来，南方无法获取利益，那存有争议的荆州，就成为了吴蜀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要超过吴魏之间的利益象征。
另外在安全方面，关羽完全占据荆州后，不仅可以向北攻击曹操的长安、许昌等要地，更容易顺流而下，攻击江东。如果说对曹操，孙权还有长江天险，那此时，长江反而是刘备的优势。
如此一来，借刀杀人之计所有要素全部达成，因而当曹操想要迁都时，司马懿、蒋济等劝说以孙权除关羽。见《晋书·帝纪一》：
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