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这样的战略决策，是根据局势所做出的调整，在危难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源于三天前，一位蓬头散发、满脸血迹的叫花子来到瑞金，为红军送来了绝密情报，如果没有这封情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长征途中，毛主席在谈到此事时，有感而发，认为送情报的同志立了大功，而这位送情报的同志，便是项与年，他为了将这份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信息准时送达，连夜赶路，饿了吃野果，渴了饮泉水，成了一个十足的叫花子，一路之上，历尽千辛。
项与年出生于1986年的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洋的福建华侨较多，项与年的语言表达好、活动能力强，所以很快便成为三马林达市的华工领袖，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与彭泽民领导了海外部的工作。在此期间，项与年以“生意人”的身份不辞辛苦地走访工人。
项与年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他在三马林达市发展国民党的力量，组建起了五个党支部，但他真正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所以也在秘密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为工人维护合法权益。他的一番正义行为触动了殖民者的利益，于是将其逮捕，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审讯，项与年百折不挠，最终只能将他释放，驱逐出境。
1927年10月，项与年从南洋回到国内，这时国共分裂，蒋介石将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项与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躲过一劫，但是由于党组织已经转入地下，便给他寻找队伍带来了诸多不便，好在项与年本事足够大，最终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
考虑到项与年曾在南洋活动的经历，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安排他去中央特科三科红队工作，主要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具体包括了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了解敌情，项与年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把家搬到了上海，妻儿也一同跟随过来。
1929年8月，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遭到叛徒出卖，不幸牺牲，经过一番调查，罪魁祸首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中央特科决定除掉这个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而此时的白鑫已经注意到危险正在迫近，于是向上级请示，准备去意大利暂避一时，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
处决叛徒的任务落在了项与年的身上。这天，白鑫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走出家门，正准备上车时，隐蔽在不远处的项与年和其他同志，快步上前，向白鑫开枪，成功击毙这个可耻的叛徒。这件事情震惊了上海，之后，项与年还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
项与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工作，当时的“剿匪司令”是莫雄，据说，莫雄曾在蒋介石身边，还救过蒋介石的命，正因如此，他看清楚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并与之渐渐疏远。这时，莫雄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提出入党的夙愿，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看到了莫雄的赤胆诚心，但是他们认为，莫雄留在国民党将会具有更大的价值。
1934年，国民党准备对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于9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会议，研究这一军事作战计划，莫雄也被邀请参加。会上，蒋介石决定调动150万大军，在同一时间用地雷阵、碉堡阵、铁丝网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然后步步推进，缩小包围，最终全歼红军。这个方案称为“铁桶计划”。
这个计划规定得很详细，包括各个部队所在的位置、武器配备、进攻时间和路线、联络信号等，印了厚厚的一本，封皮上印有“绝密”二字，分发给参会的每一个人，并且严禁泄密，如有违抗者格杀勿论。
会议结束后，莫雄连夜下山，将“铁桶计划”的资料交给了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他们三人很快意识到，如果“铁桶计划”顺利实施，将会给红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经过一番协商，决定将内容要点用秘密电台传到瑞金，再将具体要点摘录到字典里送去中央。经过再三讨论，送情报的工作交到了项与年的身上。
项与年距离瑞金有五百公里，沿途还要面对敌人的关卡哨所，严密戒备，为了尽快到达，项与年即刻动身，凭借多年的特科经验，他化妆成一名老师，轻松自如地应对哨兵的盘问与搜查。但是项与年心中始终有一份不安，他认为字典是有可能被没收的，于是把内容抄录到纸上，藏在鞋里，继续前行。
很快，项与年意识到如果哨兵检查鞋子该如何是好，于是他决定白天躲起来睡觉，晚上赶路，翻山越岭，尽可能避开关卡，如此一来，他吃了许多苦，跌倒摔伤是常有发生的事情，可他始终不畏艰难，向前行进。
快到瑞金时，项与年发现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只能硬着头皮走大路，他把解救红军的智慧建立在个人的极端痛苦之上，在路旁捡来一块石头，向着自己的门牙砸去，顿时鲜血直流，门牙被敲掉四颗，衣服上、脸上布满血迹，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向关卡。
哨兵看到迎面走来一个“叫花子”，身上散发着阵阵恶臭，一面捂着鼻子，一面叫他赶快过去。在项与年的聪明才智与灵活应对之下，成功来到瑞金，此时他已经四肢无力，连进房间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依然凭借顽强的意志坚持说：“我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层层上报，周恩来连忙赶来，项与年从鞋底取出“铁桶计划”的详情，周恩来看罢，不禁对眼前这个四十岁便少了四颗门牙的共产主义战士肃然起敬，流下感动的热泪。
中央红军根据项与年的情报，果断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举措，自此开始了悲壮的长征，蒋介石正信心满满地开始“铁桶计划”的时候，下属突然来报，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了瑞金，一时之间，他精心策划的“铁桶”变成了“空桶”。蒋介石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说要枪毙这个，要枪毙那个，但只是一肚子闷气罢了，最后，他命令部队堵截红军。
长征途中，毛主席谈到红军打大转移时，感慨地说道：“送情报的同志立大功！”项与年跟随部队一起长征了，但是几天后，中央特科便将项与年调回上海，让他带领两名助手破坏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运输线，项与年接到命令回归，之后准备从南京前往南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项与年在南京被捕了。
项与年的身上有江西“剿匪司令部”的证件，因此虽然被逮捕，狱卒也不敢对他动刑，只能将他押送南昌审讯，项与年趁敌人不备之时，逃了出来，化妆成一名商人，躲过盘查，之后回到上海。特科考虑到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安排他在家休整，不要出门。
项与年在家待了一个月，与妻儿相伴，十分快乐。接着，组织又派遣他到香港工作，就在他走后，国民党抄了他的家，抓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在监狱里受尽苦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地下党同志的努力下，才营救出来。
后来，项与年更名为梁明德，抗争结束后，他向组织申请，要去条件更加艰苦的东北进行解放工作，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曾表示拒绝，但是项与年心意已决，最终组织派遣他到黑龙江省延寿县一代。当时日军已经投降，但是依然有残余流寇和反动武装横行霸道，项与年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最终于1946年1月24日到达延寿县，并实现解放。
项与年成为延寿县的县长，带头开始了复工复产的工作，让饱受战乱之苦和匪患困扰的百姓，拥有了美好的生活。项与年以身作则，即便寒冷的冬季，他也只穿着一件大衣和十几个破洞的毛裤，当工作人员提出向上级申请一套新衣服时，项与年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衣服只要能御寒就行。
项与年对自己的生活极为苛刻，对待老百姓却十分关心。在一次剿匪的过程中，延寿县一名警卫员的父亲战死了，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和三个妹妹，项与年得知后，便刻意吩咐民政部门定期给他们家发放补助，这样的补助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
项与年深受百姓爱戴，百姓说他是真正的“父母官”，项与年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百姓才是县长的父母官。”
项与年出生于闽西山区的一个普通人家，在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里，他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展现着一位伟大革命者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