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森林

　　关于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黄土地区根本不宜于森林的存在[1]。有的人说，黄土地区并不是没有森林，像中条、太岳、贺兰诸山和洮、湟、大夏诸河的下游也是曾经有过森林的，不过都是公元500年前后的事[2]。有的人则说，只有干旱地带才不能有森林。这些说法都未必与实际相符合。

　　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黄河中游曾经有过大量的森林。史实俱在，不容否认。黄河中游在历史时期不仅有森林，而且森林也因时而有不同的演变。根据历史事实的具体情况，探索各个时代森林的面貌，寻究古往今来异同所在及其间演变的原因和过程，对于当前黄河中游的造林事业可能是有所裨益的。

　　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天然植被大致可以分成森林、草原及荒漠3个地带[3]。森林地带包括黄土高原东南部，豫西山地丘陵，秦岭、中条山、霍山、吕梁山地，渭河、汾河、伊洛河下游诸平原。草原地带包括黄土高原西北部。荒漠地带包括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等地。森林地带中兼有若干草原，而草原地带中也间有森林茂盛的山地。历史时期历年悠久，森林时有变迁，前后不可能完全一样。根据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可以断为4个时期：一为西周至战国；二为秦汉至北朝；三为唐宋时期；四为明清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本文即以这4个时代为经，3个地带为纬，进行论证。为了行文方便起见，3个地带之中，先平原，次丘陵梁峁，再次为山地。这是因为森林的破坏和林区的缩小，一般都是始于平原，深山老林就比较迟缓一些。

　　应该顺便说明，由于文献阙略，或取材不周，可能对于某些地区的森林间有遗漏，未加论列。不过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补阙：①现在黄河中游还有若干森林继续存在，而且具有较长期的历史渊源，可以认为当地是适于森林繁育的地区，甚而可以追溯到历史时期的原始森林。②在历史时期的各个时期中，某些地区前一时期虽未有森林记载，但后一时期却有证据可以证明当地确有森林，而此森林若非这一时期新发展的，则应视为前一时期的孑遗，以之填补空白。

一、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森林

　　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显示出黄河中游森林最早的规模。到了后期，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

（一）

　　黄河中游森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有的地方还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期。就平原地区而论，则泾渭下游关中平原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阴西关堡、山西西南部汾涑流域的夏县东下冯，河南西部伊洛河流域的洛阳王湾、锉李和偃师二里头等处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皆发现有遗存的木炭，临潼姜寨的遗址中还发现有木柱和木椽，经过放射性碳”测定年代，皆可确知为新石器时期的遗物[4]。当时蒙昧初辟，交通尚不发达，而材木重物，又不易从远处运来，皆当取之于附近各处。西安半坡的遗址中还发现榛子、栗子、朴树子等[5]。凡此皆足以证明这些平原地区在那时一定都有过大片的森林。

　　当然，古代的传说也可以显示森林的存在。据说，当尧的时候，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因此还曾影响过农业的发展[6]。当时人口不多，经营农业都在平原地区，则所谓影响农业的畅茂草木当以平原为主。尧都平阳，在今山西西南汾涑流域。汾涑流域西与关中平原隔黄河相望，东南又距沁阳盆地不远，而沁阳盆地之南又是伊洛河下游。这几个平原相距临迩，自然条件又相仿佛，则草木畅茂亦当相似。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这几个平原地区就显得不完全一样。其中以关中平原的森林最为繁多。这里的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就有不少的大片森林，因其规模和树种的不同，而有平林[7]、中林[8]和棫林[9]、桃林[10]等名称。棫林在今陕西扶风、宝鸡一带[11]，桃林在今陕西潼关[12]，迤东且至于河南灵宝。这个桃林曾长期成为要塞[13]，棫林先后发生过战争[14]，可见它们的面积不会是很小的。平林和中林都是指平地的森林。这样的森林是巨材生长的地方[15]，常为鷮鸟（野鸡）所栖止[16]，鹿群也常在里面活动[17]。平林和中林不指固定的林区，应是一般的泛称。河谷、泽畔[18]，以至原上都有生长[19]，只是像渭河下游以北的盐碱地区才是例外[20]。正因为森林不少，直到战国末年，还有人称它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21]

　　应该指出，这里的原上虽有森林，但并非遍地都是森林。周人最早所居的周原上不少地方就是草原[22]。原是河谷两侧的阶地。阶地不止一层，当时低的则称为隰。原下坡地叫做坂。那时坂和隰都有不少的树木[23]，不过不一定就是林区。

　　上面提到的棫列林和桃林，当然是棫或桃的纯林。周原上则有灌、栵、柽、椐、檿、柘等杂木林[24]，原旁的坂上有漆有桑，原下的隰地有栗，有杨[25]，还有六驳（梓榆）和树檖（山梨）[26]，另外还有杞桋（赤楝）[27]，就是在一些高冈上也有柞薪[28]。至于梅[29]、李[30]和唐棣，也都到处生长。然而，比较普遍的则是桑和梓[31]，桑能养蚕，种植者更为繁多[32]。

　　汾涑流域的冲积平原和其侧旁的阶地在西周春秋时期尚未曾见到有关森林的记载，也没有平林、中林等名称。不过，一般树木还是很多的。这里的隰地有榆，有杻，有栗，和山地的枢、栲、漆等树木相提并论[33]。中条山南的黄河岸边还有檀木[34]。当地种桑很多，一般都在河流旁边[35]，农田之间也经常会留下种桑的土地[36]。在聚落旁边还有桃和棘[37]树。这里所说的棘，不是荆棘的棘，而是枣树[38]。枣树和桃树都可以种植在园子里边。正是由于当地树木繁多，那时的人去逝后，饰终之典，在棺木之外，还有椁木。侯马乔村古墓出土的椁木炭末，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已知其为战国时代的墓葬[39]。

　　比较差的，要算伊洛河冲积平原和王屋、析城、太行诸山南的沁阳盆地。在西周春秋时期的记载中曾提到当地丘中的李树[40]。这似乎是说不上森林的。

（二）

　　这个时期丘陵地区的森林首先应该提到渭河上游。甘谷县灰地儿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木炭，当可证明当地已有森林的存在[41]。下至春秋时期，渭河上游的森林已见于文字的记载，林区亦至为广泛。由于森林繁多，材木易得，因而当地盛行“板屋”[42]。就是说所有房屋都是完全用材木建筑起来的。这不仅在当时习以成俗，就是流风所及，历时也相当久远。这里的森林广被，遍布于渭河上游南北诸山和山下的各地丘陵，且远及洮河中游和祖厉河的上游[43]。

　　这里顺便提到湟水流域和大夏河流域的森林，以及在其附近黄河侧旁的森林。湟水流域乐都县柳湾，大夏河流域永靖县蒋家坪、马家湾、大河庄、兰州青冈岔、曹家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皆发现有木炭，而乐都县柳湾的遣址中又发现有木棺和木头，兰州青冈岔的遗址且发现有炭化木头，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已能确知其年代。

　　周人故居豳就在由渭河上游东北到泾河中游一带。周人始迁于豳，曾在当地伐树营居[44]，当地森林和后来的周原，差相媲美。

　　黄河以东，吕梁山脉南端的西侧，森林亦有可称道的。如谓豳地的森林已难知其树种，这里就可以明确得出，桑林实系主要部分。春秋时的地名采桑就在这里。采桑虽仅是黄河一个渡口的名称，却并非一个孤独的地名。迄今这里若干村庄依然以桑为名[45]，就可知其源流的长久。同样，黄河南岸的桑田，也说明当地桑林的众多。

（三）

　　这一时期，见诸于各种文献的有关山地森林的记载，亦殊不少。

　　周人久居于周原、丰、镐，也就是后来的关中。关中南北皆山，岍山、岐山为北山；终南为南山。终南即秦岭。秦岭绵长，在今甘肃省境内称为西秦岭。西秦岭的森林多为陇上板屋所取资。这已见前文，不复具论。关中南北二山，皆富于森林。南山有桑、有杞、有栲、有枸，而北山有杨、有李、有杻、有楰[46]，南北山上都有苞栎和苞棣[47]，南山上有条、有梅[48]，北山有杞[49]、有棫朴[50]。岐山之上不仅有柞棫，而且还有更多的松柏[51]。除此以外，南山森林还有更详尽的品种记录，其中有松、荆杞、棕、柟、杻、橿、丹栗、穀、柞、棫、棘等[52]。

　　秦岭之东为崤山。崤山上森林中的树种较多，有柳、楮、穀、桑、樗、枸、棕、柟竹箭[53]等等。崤山上的“桃林之塞”和“松柏之塞”[54]，就是分别因为多桃树和多松柏而得名。桃林之塞前面已经提过，这松柏之塞就是有名的函谷关。这里的关城本在深谷之中，东西10余里，绝岸壁立，山崖上到处都是松柏树林。在这里经过，几乎看不到头顶上的日光[55]。函谷关已近崤山的北麓。其实，那里近河处森林本已不少。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木炭，就是具体的证明。因为那些木炭经过放射性碳14的测定，原来的年代是明确无误的[56]。

　　崤山之南为熊耳山。山上有漆林和棕林，其附近一些山上更多竹[57]。而嵩山的森林也颇不少[58]。

　　崤山之北过了黄河就是中条山。中条山隔涑水河又与稷山相对。中条、稷山之间为晋国的土地，那时晋国的诗人歌咏所及，常提到山上的树木，据说有枢，有樗，还有漆[59]。中条山较稷山为高大，其上还另有杻、橿、竹、穀、柞、槐等树种[60]。汾河中游的太岳山也有穀树③。太岳山的一个支峰，沁河源头的谒戾之山，则以多松柏而著名[62]。沁河主要支流为丹河，丹河源头有丹林[61]。这个丹林应该是一个混交林或杂木林。论其所在的方位，已经在太行山西侧的支阜了。如果要再往前追溯，则沁河侧畔的一些地方的森林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因为在沁水县的下川遗址中也发现了木炭混合物[63]。而吕梁山下的娄烦县山城峁也有那时的木炭被发现[64]。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位于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两省之间的子午岭，在这个时期岭上也是多森林的，至少子午岭的南端[65]和北段[66]都如此。其西南的陇山多杻、橿[67]，而六盘山上又多竹和棕树[68]。

（四）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森林的记载，已经北及于横山山脉[69]和其东北的一些地方[70]。最远达到秃尾河的源头[71]。再北就是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的红碱淖了。这一带森林的树种有穀、柞、杻、橿、桑、楮、松、柏、栎、檀、榛、楛、漆、棕等类以及其他的杂木林。从事现在森林分布地区研究的工作者，一般都把这个地区作为草原地带。

　　其实，就是草原地带，原来也不是没有森林的。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杭锦旗和准格尔旗都是如此。这一点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详作说明[72]，这里就不再多费篇幅了。

（五）

　　这个时期有关森林的记载虽然已不少，实际上恐怕仍有阙漏。就是已经提到的具体的范围也还不免有所出入。譬如，中条山是一条绵长的大山，山上森林虽曾受到当时的称道，似仅限于西部，可是直到现在其东部的森林还是相当茂密的。

　　一些高大的山地，如太行、析城、王屋、吕梁、黄龙等山以及子午岭的南段，皆未曾见到有关森林的记载。其他如洮河和大通河诸流域以及贺兰山和阴山山脉，当然更非当时所熟知。这些流域和山地，迄至现在森林仍有相当的规模，不能因当时没有记载而就置之度外。至于其他较小范围的现代林区，就不在这里一一琐细道及了。

　　当然也还有些地区，虽然现在已无森林，可是在以前一些时期，曾经有过森林，上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也不能独为例外。譬如（北）洛河中游就是如此。

（六）

　　森林有生长繁育的时期，也有破坏甚至消失的时期。这种破坏和消失，有其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干旱和严寒会使一些不能适应的树种枯死，土壤的盐碱化也会使许多树木不能生长，空中的闪电更能引起地被物的自燃，因而引起森林的火灾，就是有害的昆虫同样也能招致森林的灾害，为害于松林的松毛虫就是其中的一种。凡此都属于自然的原因。至于人为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农牧业的发展就能使森林地区相应地缩小或消失。而以木材作燃料对于森林的危害性就更为严重。封建统治阶级修筑宫室苑囿，以及一般的营建制作，处处都需要材木。其他有关驱除猛兽，军事行动，再加上种种滥伐都会破坏森林。两相比较，人为的破坏其实更为严重。自然的原因不甚见于记载，这里只就人为的原因略加论述。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森林的破坏，以平原地区最为明显。这显示出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的消长。农业的发展，农业地区的扩大，就意味着当地森林的减少以至于绝灭，从而使森林地区缩小或消失。

远在往古，农业最早发展的地区多在平原。黄河中游这样的平原，有关中的泾渭流域、晋南的汾涑流域、河南的伊洛河下游、太行山南诸地。这些地方森林地区的缩小和消失，大致是汾涑流域、伊洛河下游和太行山南等处略早于关中泾渭流域。直至春秋时期，关中泾渭流域和晋南汾涑流域的平原川地都还有相当多的森林。下至战国时期就显得有了差异。伊洛河下游和太行山南位于函谷关东，而关东农业的发展较关西为速，农田开垦也较为普遍。那时魏国的疆土兼有河东（晋南的汾涑流域）和河内（太行山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规划土地的利用，只除去山地、泽薮和居民点，其他土地都要使之成为农田[73]。当时没有提到森林地区，大概这些地方已经没有多少森林了。经过李悝一番措施，河东和河内成了魏国的粮食产地。梁惠王在后来所说的，河内如果遭了灾荒，就迁徙河内的人到河东就食，河东遭了灾荒，反过来就迁徙河东的人到河内就食[74]，正是这样的意思。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较李悝为迟，也曾经规划过土地利用。《商君书》中就具体规定山林要占所有土地的十分之一[75]。《商君书》虽未举出这十分之一的山林都在什么地方，但按当时秦国的疆土说，这是不仅限于崇山峻岭之上的。如果仅限于崇山峻岭，则这样规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规定如果是在商鞅时就已开始实行，那么商鞅死后，秦法未败，以后可能还继续实行。商鞅时秦国疆土主要是在关中，当时由三晋招徕许多人口，农田开垦面积迅速扩大。为了保护森林，这样规定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商鞅以后秦国在关中以外的土地不断增加，那些新扩展的土地恐未必就都能和关中一样。

　　伊洛河下游虽不在李悝、商鞅变法所及的地区中，然以当地适于农业的发展，而人口又众多，土地的开垦也就较为迅速。战国末年，洛阳附近农田的扩展就到了一定的限度。苏秦为洛阳人，他曾经说过，他如果能有近城的两顷良田，就不会出去游说诸侯，佩上六国的相印[76]。田地的难得已可见到一斑，这怎么能留下森林而不开垦？

　　农业地区的扩大，森林地区的缩小，意味着森林受到相当的破坏。周人初到周原时，当地森林还是很多的，周人为此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其实概括起来，就是用人力砍伐[77]。这自然是一种缓慢的过程。比较干脆彻底的是用火烧。传说尧时因为森林密布，妨碍农田的扩展，曾经令舜想办法，舜就派益用火烧掉森林[78]。这样的办法自然会使农业地区得到扩展，就是树木被烧成灰后，也可增加农田中的肥料，这在殷代就已经发现其中的奥妙，而且相沿成俗[79]。春秋时期鲁国的焚田甚至还见于《春秋》的记载[80]。像春秋时期的焚田不一定就在有森林的地方，所焚的可能是杂草。但其间的灌木也是难于幸免的。殷代都城和鲁国都远离黄河中游，可是不能因此就说这样的办法未曾为黄河中游的人们所采用。一直下至清代，秦岭山中开荒，依然如此。一般都是砍倒大树，纵火焚烧，其更简易的是在树干上挖一个大孔，在里面点火，树脂融化成油，滴到火上，火势益旺，最后烟从树顶喷出，树已成炭成灰。这样开垦的荒地，无须加粪，还往往种一收百[81]。这样的办法就是到现在也并不是就已绝迹[82]。如此严重的摧残，森林地区怎能不逐渐缩小，有的竟至于绝迹呢!

（七）

论述了农业的发展对于森林的破坏，还应论述畜牧地区和森林地区的消长盈缩。恩格斯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掉，它们把该地的山岭都吃得精光。”他还说：“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再成为多森林的地方，在圣海伦娜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都吃光了，准备了地方使后来的水手和移民带来的植物能够繁殖起来。”[83]黄河中游有农业地区，也有畜牧地区，在接近畜牧地区处还有半农半牧地区，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在历史时期，畜牧地区较之现在还要大些。这就不能不使森林地区受到若干限制。

　　现在黄河中游畜牧地区主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可是在历史时期，畜牧地区却是时有变迁。其间过程较为复杂，会当另为专文论述。这里先略谈农牧地区分界线，以暂定一些时期畜牧地区的轮廓。这样的分界线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前代史学家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所划分的。这里是指西汉时司马迁所定的一条界线。这是自碣石到龙门的界线[84]。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与山西河津县间的黄河两侧，就是说这条分界线是自渤海北侧西南行，过现在北京市和太原市的西北，沿吕梁山脉南段而至于龙门所在的黄河岸边。另外则是沿用旧长城作为分界线。旧长城本是以前国内的农耕民族为了防御游牧民族而筑成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早已成为过时的刍狗，无须再事提起。然既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正可用作农业地区和畜牧地区的分界线。历来修筑长城，并非一次，也不是仅有一条。这里先举出战国后期的秦长城。战国后期的秦长城，是由现在甘肃岷县起，顺洮河西下，到临洮后折向东北行，经渭源、陇西、静宁诸县，再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隆德、固原诸县，又经甘肃的环县，东北人陕西省境后，沿横山山脉东行，又经榆林、神木诸县，而至于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黄河右岸的十二连城[85]。

　　位于这两条分界线以北的地方，在西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应该还是畜牧地区，森林的繁殖发展要受到制约的。虽然受到制约，不过像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准格尔旗和包括洛河上源白于山的横山山脉以及其以东的一些山上的森林，还是有相当规模的（见图5-7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

注释：

[1]德人F．V．Riehthofen的《ChinaⅡ》就说过：“渭河流域气候在古代应是较现在为佳，丰收应是经常的。不能想像古代此地是有森林的。厚层的黄土地带不宜于森林的存在，但没有黄土或黄土层较薄的地带还是有森林的，例如山西、河南以及东方近海地区，特别是山东，尤其是如此。”（这段译文是请王毓瑚同志摘译的）。

[2]德人A．Herrmann的《Histori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的第一图就是这样绘的。

[3]关于黄河中游森林和一般植被地区的划分，现在国内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差异还相当大。这里不一一论列。兹篇据森林、草原、荒漠3个地带论述。为行文方便起见，有关地区就联带一并说明。

[4]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附《现已发表的中国考古资料碳14年代一览表》，刊《考古》，1977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六）》，分别刊《考古》1978年第四期、1979年第一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

[6]《孟子·滕文公正》。

[7]《诗·小雅·甫田之什·车舝》，《诗·大雅·生民之什·生民》。

[8]《诗·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诗·大雅·荡之什·柔桑》。

[9]近年出土[戈＋冬]簋。

[10]《史记》卷四《周本纪》。

[11]唐兰《伯[戈＋冬]三器铭文的译文和考释》，刊《文物》，1976年第六期。旧说棫林在华县。

[12]《左传》文公十三年，杜注。

[13]《水经·河水注》。

[14][戈＋冬]簋，《左传》襄公十四年。

[15]《诗·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

[16]《诗·小雅·甫田之什·车舝》。

[17]《诗·大雅·荡之什·柔桑》。

[18]《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这首诗一章中说，“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二章中说，“漆沮之从，天子之所。”三章开头说，“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卒章又说，“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辛树帜《禹贡新解》解释这首诗说：“无论何种动物因为生存关系，总是喜欢藏匿草木中以避害，所以此诗之中原，是指漆沮流过之地。四面皆山，或大阜之中，草木繁盛，禽兽群居，故可‘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此知朱熹解释《吉日》诗中之漆沮在泾东是正确的。”并说：“由此可见郑国渠未开之前，漆沮所经之地可能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是最佳的猎场。”

[19]《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例。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郑玄笺“天既顾文王，四方之民则大归往之。岐周之地，险隘多树木，乃竞刊除而自居处。”

[2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21]《荀子·强国篇》。

[22][23]《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24][25]《诗·秦风·车邻》。

[26]《诗·秦风·晨风》。

[27]《诗·小雅·谷风之什·四月》。

[28]《诗·小雅·甫田之什·车舝》。

[29]《诗·召南·标有梅》。

[30]《诗·召南·何彼秾矣》。

[31]《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

[32]西周春秋时期，关中桑树之多为他种树木所不及。每当春日载阳之时，群群织女，携筐提篮，到林中采桑（《诗·豳风·七月》）。早些时候，桑树仅种植于原下的低地（《诗·小雅·鱼藻之什·隰桑》），到后来连原旁的坂上也到处种植（《诗·秦风·车邻》）。当时种桑如此普遍，自是与养蚕事业的发达有关。这里还可顺便说一下西周春秋时代黄河中游种植桑树的盛况。现在山西、陕西、河南3省毗连的地区，在那时实际上是一个蚕桑事业发达的地区。关于汾涑流域的桑树，后文将另行提到。这里应该先指出，由于种桑的普遍，一些地方甚至都以桑字命名。见于记载的就有两处：其一是桑田，见于《左传》僖公二年；另一是采桑，见于《左传》僖公八年。采桑故地在今山西吉县（《水经·河水注》）。桑田在今河南灵宝县北，到现在这里还叫稠桑。当陇海铁路未在三门峡水库区改道前，稠桑这个地方还曾作过车站。还有象首山（中条山西端）之上的翳桑（《左传》宣公二年），虽然不算是一个地方，其实和地名也相仿佛了。如果不是当时这些地方桑树特多，怎能用桑字作为地名，而且沿用了很长时期？

[33]《诗·唐风·山有枢》。

[34]《诗·魏风·伐檀》。

[35]《诗·魏风·汾沮洳》。

[36]《诗·魏风·十亩之间》。

[37]《诗·魏风·园有桃》。

[38]《毛诗注疏·魏风》。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

[40]《诗·王风·丘中有麻》。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

[42]《诗·秦风·小戎》：“在其板屋”。毛传，“西戎板屋”。正义，“秦之西陲垂民亦板屋。”

[4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材木，民以板为室屋。”当时的天水、陇西两郡不仅辖有渭河的上游，还有洮河的中游和祖厉河的上游。渭河上游南北诸山当然都是林区。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渭河上游诚然是“山多材木”，就是山下各处也应该是很多的。这一点下文将要论及。有关“板屋”的记载，又见之于《水经·渭水注》，而且说的更为清楚。因为其中说是天水郡的乡居，悉以板盖屋，可见流风还相当普遍。直到清末，安定（今甘肃定西县）和会宁等处还沿袭板屋的风俗（董恂《度陇记》，陈奕禧《皋兰载笔》，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中），这应不是偶然的仿效。这些地方已非渭河流域，然于西汉时本为天水郡的辖地，当是原来也是林区，故相沿成风，后来当地已经没有林木，还因而未改。

[44]周人早年居豳，豳并非只有一地。其故处散见于今旬邑、彬县两县境。既非一地，当是时有迁徙。《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就是记载迁徙过程的诗篇。诗中说：“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郑玄笺：“公刘于豳地作此宫室，乃使人渡渭水，为舟绝流，而南取锻厉斧斤之石，氾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给筑事也。”这里只说远取厉锻，而不云远取材木，可知当地本有森林，无烦远取。

[45]今乡宁县南有桑坪村；今吉县东北有桑峨村；今大宁县西有北桑峨村；今隰县西南有桑梓村，东北有桑树坡村；今永和县南有桑壁镇；就是与吉县隔黄河相对的宜川县之东，也有一个桑柏村。这许多以桑命名的村，应该不是偶然巧合的。

[46]《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南山有台》。

[47]《诗·秦风·晨风》。

[48]《诗·秦风·终南》。

[49]《诗·大雅·谷风之什·北山》。

[50]《诗·大雅·文王之什棫朴）。

[51]《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52]《山海经·中次五经》：“良余之山，其上多穀柞。”又，“升山，其木多穀柞棘。”良余之山和升山皆见《水经·渭水注》，当在今华阴县境。良余之山《渭水注》作粮余山。又《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符禺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茎，其实如枣。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柟。英山，其上多杻、橿。竹山，其上多乔木。浮山多盼木，羭次之山，其上多棫、橿。南山，上多丹栗。大时之山，上多穀柞。”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及杨守敬《水经注图》，则华山之首的钱来之山，小华之山、符禺之山皆在今华阴县境，石脆之山和英山在今华县境，竹山在今渭南县境，浮山在今临潼县境，南山和羭次之山在今西安市南，大时之山就是太白山。其实，都是秦岭北坡的山峰，文茎和盼木不详。

[53]《山海经·中次三经》：“宜苏之山，其下多蔓居之木。”又《中次六经》：“廆山，其木多柳楮。谷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傅山，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谷水出焉。橐山，其木多樗、多构木。夸父之山，其木多棕柟，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这几座山都应是崤山的山峰。夸父之山最西，在今河南灵宝县；橐山稍东，在今陕县；谷山和傅山在今渑池县，魔山和宜苏之山在今新安县。《山海经》一般只说各山上的树种，特别称林者不多，应是纯林。蔓居之木和构木不详。

[54]《荀子·强国篇》。

[55]《水经·河水注》。这里所说的函谷关指旧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北王垛村。

[56]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附《现已发表的中国考古资料碳14年代一览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六）》。

[57]《山海经·中次四经》：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棕。”又《中次二经》：“蔓渠之山，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又《中次五经》：“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

[58]《山海经·中次六经》：“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日帝休，叶状如杨，其枝五衢。”又说：“秦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又说：“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困。”郝懿行说：“盖言草木屯聚如仓困之形。”若如郝氏说，嵩山上森林应甚茂密。至于帝休和椭木，尚待考核。《山海经》还提到两座山，一是《中次六经》的浮戏之山。这是汜水发源处，当在嵩山东北。山上有一种叫做亢木的树，“叶状如樗而赤实。食之不蛊。”郝懿行说这就是《本草经》所说卫茅，一名鬼箭。另一是《中次三经》的敖岸之山，说者未详其所在。然在山卜可以“北望河林”，府是近黄河的地方。

[59]《诗·唐风·山有枢》。

[60]《山海经·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其上多杻木。历儿之山，其上多橿，多枥木。是木也，方茎而圆叶，黄花而毛，其实如楝。渠豬之山，其上多竹。”又《中次五经》：“首山，其阴多穀柞。历山，其木多槐。”《中次五经》的历山当是历儿之山的重文。这几个山峰在今永济、芮城两县境，也就是说在中条山的西端。枥木，未详。

[61]《山海经·中山经》：“霍山，其木多穀。”郭璞传：“今平阳永安县，庐江灊县，晋安罗江县，河南巩县皆有霍山，山以霍名者非一。”郝懿行所说的是平阳的霍山，霍山即太岳山。

[62]《山海经·北次二经》。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六）》。

[65]子午岭的南端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秦时称为甘泉山，并于山下置林光宫。这就是西汉时的甘泉宫。山以甘泉为名，当非过于干燥，森林自易繁殖。西汉时扬雄作《甘泉赋》（《文选》卷七），就提到这里的许多树木种类。扬雄还说，去甘泉宫时，登上原头，还要经过一片荑林，才能达到宫前．宫内外的树木可能是汉时所植，只有这一片荑林，应上推到战国时。如果这里是穷山旷野，了无树林，则秦始皇如何能选择此地建设离宫别馆？

[66]西周春秋时期，泾河是以清澈闻名的。至迟到战国后期和西汉时，泾河水才浑浊起来，关中人用泾河水来灌溉田亩。泾河的支流马莲河于汉时称为泥水。泥水发源于子午岭北段。由泥水的得名，可以看出子午岭北段曾有森林，森林破坏后，才有这样泥水的名称。这一点我在《论泾渭的清浊变迁》一文中已经作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67]《山海经·西次二经》：“数历之山，其木多杻、橿。”《水经·渭水注》：“长蛇水出汧县之数历山。”则数历之山实为陇山的一个山峰。

[68]《山海经·西次二经》：“高山，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高山既为泾水所出，自是六盘山无疑。这篇书上以竹为草。郝懿行说：“竹之为物，亦草亦木，故此经或称木或称草。”这里所说的棕树，颇堪注意。棕树现在产于秦岭以南，六盘山距秦岭颇远，如何会有棕树的生长？古代气候与现在是有差异的，但具体到六盘山附近气候演变，似尚有待于研究。《山海经》说到棕的产地，还有陕北的号山，更在六盘山之北，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泾河发源地六盘山的一支的崆峒山之北。

[69]《山海经·西次四经》：“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鸟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白于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区水和辱水皆见于《水经·河水注》。区水今为延河，辱水今为秀延河，则此三山皆属于横山山脉。今洛河源头仍称为白于山。

[70]《山海经·西次四经》：“上申之山，下多榛楛，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号山，其木多漆棕，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汤水和端水皆见《水经·河水注》。杨守敬《水经注疏》三渭上申之山在米脂县北，号山在佳县西北。

[71]《山海经·西次四经》：“诸次之山，诸次水出焉，是山也，多木。”诸次之山及诸次水皆见《水经·河水注》。杨守敬《水经注图》以今佳县的佳芦河为诸次水，那是错误的。杨守敬据以作底图的《大清舆地图》误以秃尾河为窟野河的支流，杨图因以再误。

[72]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见本书本编。

[7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74]《孟子·梁惠王篇》。

[75]《商君书·算地及徕民》。

[76]《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77]《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78]《孟子·滕文公上》。

[79]胡厚宣《殷代焚田说》，刊《历史研究》1955年第一期。

[80]《春秋》桓公七年。

[8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一《策略》。

[82]刘家声《泾河流域调查报告》，刊于《中国林业》，1951年一、二月号。

[83]《自然辩证法》，141—144页，1963年版。

[84]《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85]史念海《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来源：《河山集》，三联书店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