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病逝，因长子完颜允恭早逝，故传位于其嫡孙完颜璟，是为金章宗。金章宗继位后，基本延续了前朝的治国之策，受个人经历及社会局势的影响，其“中国”观念不断强化，并在世宗时期“中国”观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为彰显中原正统地位而发起的德运之议，为回应宋人挑起的文化竞争与挑战而形成的文化正统观念，以及这一时期文人士子集团的形成。
从影响来看，金章宗时期“中国”观念的不断强化，不仅加深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子对金朝统治的认同，而且对推动女真族社会的封建化变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个人生平：身负厚望承前之治
金章宗完颜璟，小字麻达葛，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嫡长孙，其父完颜允恭是世宗挚爱的皇后乌林答氏的唯一所出，深受世宗重视，因此完颜璟作为嫡长孙，一出生便颇得世宗喜爱。世宗认为完颜璟的降生是“祖宗积庆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完颜璟自幼深受祖父的影响，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在精通汉文化的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化。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金世宗进封完颜璟为原王，并任命其为大兴府事，完颜璟“入以国语谢”，世宗十分欣喜感动。
大定二十六年五月，金世宗为了让完颜璟“具知天下远近厄塞”并“亲见朝廷议论，习知政事之体”，任命其为尚书右丞相，又于十一月下诏立其为皇太孙。从幼年教育到年少接触政事再到册封皇太孙，金世宗一步一步地为其铺好了继承大统的道路，可见其对完颜璟不仅是喜爱更寄予了厚望。
大定二十九年，世宗驾崩，完颜璟“即皇帝位于柩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继位后，受祖父“中国”观念的影响，基本延续了前朝的文治策略，他“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以正“中国”君主之名，为政期间金朝“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然而，章宗在位期间虽然“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但蒙古的崛起和南宋的北伐都是其必须面对的危机，与此同时金朝内部汉化趋势不断加快，女真民族本性的逐渐丧失更加重了其作为女真君王的危机感，因此在抵抗蒙古入侵、反击南宋北伐以及维护女真传统的过程中，章宗的“中国”意识愈发强烈，并最终呈现为强烈的文化正统观念。
二、社会背景：内忧外患双重刺激
金章宗“中国”观的形成及强化不仅与其所受文化教育及世宗影响有关，更与现实危机的刺激息息相关。这种现实危机的刺激于金而言，既有来自蒙古崛起和南宋北伐的外源刺激，亦不乏金朝内部势不可挡的汉化趋势带来的内因冲击。
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侵扰就持续不断。灭辽之后，金太宗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宋，无暇与蒙古诸部周旋，为此金太宗宴请当时的蒙古部落可汗合不勒希图与蒙古诸部暂时休战，然而合不勒不仅于席间对金太宗不敬，还杀掉金国前来追回的使者，这一举动激怒了金太宗，由是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边境冲突。
海陵王至金世宗时期与蒙古诸部基本处于相对平和的状态，然而至 1189 年金章宗即位之时，蒙古部落推举铁木真为可汗，开始大规模统一蒙古部落，北方边境也由此陷入动荡。
面对这种情况，金章宗先后三次派兵北伐，虽未能解决蒙古这一强敌，但也清除了一些经常袭扰边境的部族，为金朝西、北边境争取了暂时的安宁，而在此过程中，金章宗的“中国”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在抵抗蒙古的强势进攻和反击南宋开禧北伐的过程中，金章宗的“中国”观逐渐演变成了以“德运”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观。
历史上“德运”代表着王朝的天运和气数，“德运”是王朝统治者根据战国时期盛行的“五行学说”创立的用以彰显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作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为历朝历代所沿用，金朝灭辽和北宋而与南宋并立，因此继谁为正统成为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章宗时期蒙古和南宋的挑战给金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其对论证王朝正统性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促使金章宗于明昌四年起先后多次召集朝官就金朝德运问题展开讨论。根据记载，“众人议论不同其歧有四”：
其一，承祖训而为金德。刑部尚书李愈认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且金朝自建国一直以丑为腊，因此“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
其二，继唐土德为金德。户部尚书孙铎、侍读学士张行简、太常卿杨庭筠等人认为唐之后的五代十国“皆乘时攘窃，其祚促短”，不足以入正统，而宋“不肯继唐统尤继郭周为火德，是彼自失其序，合为闰位”，因此金朝理应“为金德上承唐统”。
其三，承辽水德为木德。秘书郎吕贞干、校书郎赵泌“以为圣朝先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
其四，继宋火德为土德。太常丞孙人杰极力反对承唐统，认为“拟承唐者意以为宋犹未绝”是“不欲以绝宋”，主张继宋运而为土德。
在征取群臣意见的同时，金章宗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首先否定了继唐为金德的观点，认为“继唐底事，必定难行”；对于吕贞干提出的承辽为木德表示“虽未尽理，亦可折正”，看似不置可否，但结合吕贞干之后因此贬官之事可知章宗不喜此论；
至于承祖训还是继宋统，章宗有些犹豫，为金德虽然迎合了女真民族传统，但缺乏了对前代中原王朝的传承，与金章宗通过议定德运将金朝归入中原正统王朝序列的目的不符；
相比之下，继宋统则更符合中原“五德终始”学说的相生规律，以灭北宋而继之为由，章宗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金朝列入“中国”正统王朝序列，同时又将南宋排挤在正统之外。
金章宗在两者之间的犹豫，实际上反映了其在保留女真传统和全盘接受汉化之间的挣扎心理，而由章宗最终选择了“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可知，其文化立场已经逐渐向“中国”正统帝王转变。
议定德运之后，金章宗于泰和四年以“中国”正统王朝帝王的身份进行了祭祀，祭祀按尚书省所奏“三皇、五帝、四王巳行三年一祭之礼。金章宗对前代中原王朝帝王的致祭，说明了其对中原祭祀体系的接纳，也向南宋宣示了金朝的“中国”正统地位。
然而，在走向“中国”式王朝的进程中，金章宗仍未放弃平衡汉化与民族传统，如其在明昌四年“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之举，与金世宗因“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而册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按时祭祀的举措如出一辙，都是对在汉化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女真民族传统的尽力挽救。
尽管当时女真民族的汉化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但世宗和章宗为保护女真民族传统所做出的努力，也为宣宗时期站在女真民族立场上重议德运的行为埋下伏笔，而彼时金人“奕世载德，遂集大统”以及“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的观念，正是站在女真民族立场上对祖训的继承和对金朝正统地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