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病逝，因長子完顔允恭早逝，故傳位于其嫡孫完顔璟，是為金章宗。金章宗繼位後，基本延續了前朝的治國之策，受個人經曆及社會局勢的影響，其“中國”觀念不斷強化，并在世宗時期“中國”觀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主要表現為：
為彰顯中原正統地位而發起的德運之議，為回應宋人挑起的文化競争與挑戰而形成的文化正統觀念，以及這一時期文人士子集團的形成。
從影響來看，金章宗時期“中國”觀念的不斷強化，不僅加深了這一時期文人士子對金朝統治的認同，而且對推動女真族社會的封建化變革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個人生平：身負厚望承前之治
金章宗完顔璟，小字麻達葛，是金世宗完顔雍的嫡長孫，其父完顔允恭是世宗摯愛的皇後烏林答氏的唯一所出，深受世宗重視，是以完顔璟作為嫡長孫，一出生便頗得世宗喜愛。世宗認為完顔璟的降生是“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完顔璟自幼深受祖父的影響，十歲時“始習本朝語言小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顔匡、司經徐孝美等侍讀”，“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在精通漢文化的同時也熟練掌握了女真文化。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金世宗進封完顔璟為原王，并任命其為大興府事，完顔璟“入以國語謝”，世宗十分欣喜感動。
大定二十六年五月，金世宗為了讓完顔璟“具知天下遠近厄塞”并“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任命其為尚書右丞相，又于十一月下诏立其為皇太孫。從幼年教育到年少接觸政事再到冊封皇太孫，金世宗一步一步地為其鋪好了繼承大統的道路，可見其對完顔璟不僅是喜愛更寄予了厚望。
大定二十九年，世宗駕崩，完顔璟“即皇帝位于柩前”，是為金章宗。金章宗繼位後，受祖父“中國”觀念的影響，基本延續了前朝的文治政策，他“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以正“中國”君主之名，為政期間金朝“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
然而，章宗在位期間雖然“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但蒙古的崛起和南宋的北伐都是其必須面對的危機，與此同時金朝内部漢化趨勢不斷加快，女真民族本性的逐漸喪失更加重了其作為女真君王的危機感，是以在抵抗蒙古入侵、反擊南宋北伐以及維護女真傳統的過程中，章宗的“中國”意識愈發強烈，并最終呈現為強烈的文化正統觀念。
二、社會背景：内憂外患雙重刺激
金章宗“中國”觀的形成及強化不僅與其所受文化教育及世宗影響有關，更與現實危機的刺激息息相關。這種現實危機的刺激于金而言，既有來自蒙古崛起和南宋北伐的外源刺激，亦不乏金朝内部勢不可擋的漢化趨勢帶來的内因沖擊。
早在太祖、太宗時期，來自北方蒙古諸部的侵擾就持續不斷。滅遼之後，金太宗的主要戰略目标是宋，無暇與蒙古諸部周旋，為此金太宗宴請當時的蒙古部落可汗合不勒希圖與蒙古諸部暫時休戰，然而合不勒不僅于席間對金太宗不敬，還殺掉金國前來追回的使者，這一舉動激怒了金太宗，由是雙方爆發了大規模的邊境沖突。
海陵王至金世宗時期與蒙古諸部基本處于相對平和的狀态，然而至 1189 年金章宗即位之時，蒙古部落推舉鐵木真為可汗，開始大規模統一蒙古部落，北方邊境也由此陷入動蕩。
面對這種情況，金章宗先後三次派兵北伐，雖未能解決蒙古這一強敵，但也清除了一些經常襲擾邊境的部族，為金朝西、北邊境争取了暫時的安甯，而在此過程中，金章宗的“中國”意識也越來越強烈。
在抵抗蒙古的強勢進攻和反擊南宋開禧北伐的過程中，金章宗的“中國”觀逐漸演變成了以“德運”為理論依據的正統觀。
曆史上“德運”代表着王朝的天運和氣數，“德運”是王朝統治者根據戰國時期盛行的“五行學說”創立的用以彰顯政權合法性的理論，作為王朝正統性的象征為曆朝曆代所沿用，金朝滅遼和北宋而與南宋并立，是以繼誰為正統成為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金章宗時期蒙古和南宋的挑戰給金朝的統治造成了巨大沖擊，使其對論證王朝正統性的需求更加迫切，這促使金章宗于明昌四年起先後多次召集朝官就金朝德運問題展開讨論。根據記載，“衆人議論不同其歧有四”：
其一，承祖訓而為金德。刑部尚書李愈認為金太祖以金為國号且金朝自建國一直以醜為臘，是以“以金為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
其二，繼唐土德為金德。戶部尚書孫铎、侍讀學士張行簡、太常卿楊庭筠等人認為唐之後的五代十國“皆乘時攘竊，其祚促短”，不足以入正統，而宋“不肯繼唐統尤繼郭周為火德，是彼自失其序，合為閏位”，是以金朝理應“為金德上承唐統”。
其三，承遼水德為木德。秘書郎呂貞幹、校書郎趙泌“以為聖朝先遼國以成帝業，遼以水為德，水生木，國家宜承遼運為木德”。
其四，繼宋火德為土德。太常丞孫人傑極力反對承唐統，認為“拟承唐者意以為宋猶未絕”是“不欲以絕宋”，主張繼宋運而為土德。
在征取群臣意見的同時，金章宗也表達了自己的态度：首先否定了繼唐為金德的觀點，認為“繼唐底事，必定難行”；對于呂貞幹提出的承遼為木德表示“雖未盡理，亦可折正”，看似不置可否，但結合呂貞幹之後是以貶官之事可知章宗不喜此論；
至于承祖訓還是繼宋統，章宗有些猶豫，為金德雖然迎合了女真民族傳統，但缺乏了對前代中原王朝的傳承，與金章宗通過議定德運将金朝歸入中原正統王朝序列的目的不符；
相比之下，繼宋統則更符合中原“五德終始”學說的相生規律，以滅北宋而繼之為由，章宗可以名正言順地将金朝列入“中國”正統王朝序列，同時又将南宋排擠在正統之外。
金章宗在兩者之間的猶豫，實際上反映了其在保留女真傳統和全盤接受漢化之間的掙紮心理，而由章宗最終選擇了“更定德運為土，臘用辰”可知，其文化立場已經逐漸向“中國”正統帝王轉變。
議定德運之後，金章宗于泰和四年以“中國”正統王朝帝王的身份進行了祭祀，祭祀按尚書省所奏“三皇、五帝、四王巳行三年一祭之禮。金章宗對前代中原王朝帝王的緻祭，說明了其對中原祭祀體系的接納，也向南宋宣示了金朝的“中國”正統地位。
然而，在走向“中國”式王朝的程序中，金章宗仍未放棄平衡漢化與民族傳統，如其在明昌四年“冊長白山之神為開天弘聖帝”之舉，與金世宗因“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而冊封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并按時祭祀的舉措如出一轍，都是對在漢化沖擊下岌岌可危的女真民族傳統的盡力挽救。
盡管當時女真民族的漢化趨勢已經無法阻擋，但世宗和章宗為保護女真民族傳統所做出的努力，也為宣宗時期站在女真民族立場上重議德運的行為埋下伏筆，而彼時金人“奕世載德，遂集大統”以及“不論所繼，隻為金德”的觀念，正是站在女真民族立場上對祖訓的繼承和對金朝正統地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