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密韵楼主人蒋汝藻以聚珍版印行《观堂集林》。《观堂集林》为王国维亲自编选、亲自删削、亲自校对，是王国维为中国学术界所贡献的不朽的学术名著。《观堂集林》所收集的是王国维发表在《国学丛刊》、《学术丛编》、《雪堂丛刊》、《广仓学宭丛刊》中的学术考证论文，共分为二十卷。书前所冠的罗振玉、蒋汝藻的序言，都是王国维自己代写的，表达的是王国维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观点。这部著作的出版，为中国二十世纪新学术运动提供了基石，在史学、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古器物学等领域的创造发明，为这些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思想资源，成为学术界所共有的资产。
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王国维（1877~1927）
蒋汝藻刻印《观堂集林》，应该说是感慨于与王国维的道义之交。王国维不将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观堂集林》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也不让有26年交情的罗振玉插手，应该说还是铭感于与蒋汝藻的私人交谊的。蒋汝藻刻印《观堂集林》究竟花费了多少钱，不是很清楚。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出版以后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赠送给自己所熟识的学术朋友，一是在北平负责为《观堂集林》的销售而奔走。王国维在海内外有许多熟识的学术友人，他都赠送了《观堂集林》。《观堂集林》是在上海印制的，就近所要赠送的学术友人是王国维的熟识，也是蒋汝藻的交好，所赠送的学人有王秉恩，朱古微、孙德谦、张孟劬。这几位就请蒋汝藻直接馈赠了。王国维请蒋汝藻邮寄三十五部官堆纸印刷的《观堂集林》到京师。当时王国维在北平小朝廷当值，就将十九部赠送给了包括陈宝琛在内的内廷遗老和外籍学人。赠送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观堂集林》是由巴黎公司转送的，日本的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也各自邮赠了一部《观堂集林》。
1959年中华书局版《观堂集林》
从1923年3月《观堂集林》出版发行到1926年12月在清华国学院做导师的三年多时间，王国维似乎在该书的代为销售中还是设了些法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是当时出版界的老大，销售渠道也顺畅，蒋汝藻原先准备请这两家代为销售，但商务、中华所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书款结算也不及时，就打消了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代为销售的念头，将《观堂集林》的代销书店选择在北平、天津、上海规模不大的小书店。为了销卖《观堂集林》，王国维选了北京的三家私人小书店：富晋书社、贻安堂、中国书店。
木刻线装本《观堂集林》内页
富晋书社是河北冀县人王富晋在北平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商场所开设的旧书铺。富晋书社多藏版本书，因为经售罗振玉所刊印的金石甲骨考古书籍、代卖上海各大书局印行的珂罗版书帖画册而获利不少。富晋书社还专门代销学者自印的书籍。《观堂集林》由富晋书社代销，是以八折结算书款的。贻安堂是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嘉乐里开设的一家新书铺，专门销售古旧书画，代销《观堂集林》的折扣是七折，王国维写信请蒋汝藻先寄十部书让贻安堂代卖；后来又给罗振玉寄了十二部。金兴祥所创办的中国书店，以古旧书为业，可能是规模不大，王国维只给了十八部《观堂集林》让它代销。蒋汝藻给王国维寄了一百五十多部《观堂集林》，王国维就请北平的学术友人徐森玉、马衡给出主意将这些书卖出去。徐森玉在北平交际面广，人脉多，就建议王国维不要将书给书店代销，到学术文化机构直接销售。这个建议为马衡所同意，于是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始刊登《观堂集林》的销售广告。
刊登《观堂集林》广告的《北京大学日刊》
1924年2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次刊登的《观堂集林》的广告为：“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王静安先生所著之《观堂集林》现已出版。定价：官堆纸，大洋八元；白纸，大洋十元；实收：官堆纸，大洋六元；白纸，大洋八元。代售处：研究所国学门登录室。”这条广告在登了两天后，又加了罗振玉、商承祚合著的《殷虚文字类编》的广告内容。《观堂集林》、《殷虚文字类编》联合售书广告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登了十八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王国维手里取了二十五部《观堂集林》，广告也刊登了半个多月，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中说，“有广告在大学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许，尚未缴款续取，是销数亦不见甚佳。”到了1925年3月，王国维将自己经手的《观堂集林》的书款二百元由大陆银行汇寄给蒋汝藻，为此，王国维还专门给蒋的儿子蒋毂孙写了信。到了1926年6月，王国维已经在清华学校国学院做导师一年多了，马衡还向王写信询问有人要买《观堂集林》。同年11月初，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二十一名学生要购买《观堂集林》，价钱为每部四元。王国维就给蒋毂孙写信，请他帮忙。蒋毂孙慨然允诺，清华学校国学院办公室就准备将这二十一部《观堂集林》的书款汇给蒋毂孙。后来清华学校向富晋书社以六元购买了，王国维就写信蒋毂孙仍然是以六元结算这二十一部《观堂集林》的书款。
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京都乡下合影
《观堂集林》这一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刚刚出版时遭遇着十分尴尬的处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您来给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