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与东汉顺帝反腐败相关，也是史上皇帝反腐败不了了之的事件之一。回望历史，自私有制出现以后，腐败有了物质条件和土壤，边反边腐，一直以来都是一件麻烦事。在历史长河中，相对而言，宋真宗反腐倡廉工作做得是较好的，用力最猛的是朱元璋，其效果并不如人意。这一点，朱元璋自己也清楚，并感慨而长叹。
说到反腐败，上溯到尧、舜、禹时期，到大禹时，他已令狱官制定刑法，加以惩处。周朝时期，周公提倡清廉，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等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与治结合，效果还是不错的，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汉武帝首创刺史制，即在每州设立刺史，刺史的主要工作就是检察各地官员。同时推行连坐制，即相关官员贪污，刺史、郡守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汉武帝的大力反腐，为大汉的国力提升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句俗语出自于《东观汉记》卷二十：“侍御史张纲独埋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奏冀。”是说的是：东汉顺帝永建元年，外戚梁冀总揽朝廷兵权，两妹为顺帝、桓帝皇后。内宠正盛时，梁氏一家又姻亲满朝，盘根错节，把东汉朝局弄得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
皇帝为了装装门面，做做样子，诏遣八位使臣行巡天下，罚惩奸佞，奖掖清忠。这八位大臣都是名满天下的宿儒，只有张纲年纪最轻，官位最低。张纲出洛阳都亭几里许，便慨然叹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于是他即日毁车返回都城，并上书弹劾权倾一时的内戚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藉兄弟，朝廷为之震动。
张纲弹劾梁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多树诌谀、陷害忠良”等十五项大罪。书奏，“京师震竦”，百官惴惴。东汉顺帝知道张纲的忠直，但毕竟梁冀是血脉皇亲，加上梁冀亲党互相庇护隐瞒，最后都不了了之。
宋真宗相比较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反腐倡廉工作上做得还是不错的。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责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同时，宋真宗还建立了严谨的选拔任用制度和监察官员防渎职制度。官员有试用期的，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如果有贪腐行为那么官场之路就基本终结了。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职、自身贪腐严惩的制度。宋真宗既抓廉政理念建设，又抓管理制度建设，两手都硬，北宋时期官员的廉洁指数是较高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抓反腐是用力最猛的。在惩治贪官方面，朱元璋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明代法律明文规定，只要地方官员贪污超过六十两银子，便会被斩首示众。传说在明朝法律《大诰》中有一种酷刑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完整剥下来，搞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明太祖还特地建立了一座庙，被称为皮草场，专门为“剥皮揎草”示众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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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古代“五刑”：“笞、杖、徙、流、死”也进行了改造。据明史及相关文字记载，洪武朝时有“凌迟、黥刑、挑膝盖、抽肠、剕、劓、阉割、锡蛇游、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称竿”等一系列刑法，而在这些刑法中，有的现在只知道名字，并不知道具体功能。朱元璋使用了如此多的措施，最后起到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感到无奈而长叹道：“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朱元璋死后，大明的腐败又迅速膨胀起来，最终让铁腕反腐的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创立的大明王朝，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王朝之一”的身份被列入史册。反腐之艰难，倡廉之必要。自古以来，常抓不懈之事，却永远在路上，整个社会应该重视，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必须重视，从小抓起，从点滴做起。众人皆清，方得蓝天白云。（文／蔡驷 ） （图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