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1775一1855年)，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人称“包安吴”，清安徽径县人。他是邓石如弟子，官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
在他的《艺舟双揖》中，他进一步深化了阮元的理论，崇尚北朝魏碑，并身体力行，以研习魏碑为正道。在阮元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卑唐”的观点。《艺舟双揖》日:“北碑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他甚至疾呼:“若从唐人人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人也”。
包世臣在理论上独具慧眼.紧跟时代步伐。极力推崇北碑。这件行书作品行笔流畅，点线生动.很有自信心,虽说没有魏碑的浑厚和苍茫，但其用笔讲究，章法自然，属于上乘之作。
包世臣的研究方法与阮元的从书史入手不同，而是从书论人手，深究书法的“形质”和“情性”。他从“形质”的要求出发，对北碑予以肯定;从“情性”的关照上确定北碑的艺术价值。在他《艺舟双揖》论书部分，他不遗余力地倡导碑学，对碑学高潮的兴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开创书法新风立下了汗马功劳。
包世臣在他的《历下笔谈》中更加详尽地把北碑尊为古典。他说:“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有感于当时书坛上帖学书风的过分细腻、拘谨、甜俗和薄弱，更深切地体会到北碑的价值。他认为北碑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试图建立以北碑为核心的书论体系。他对北碑的溢美和赞扬，要比阮元更加旗帜鲜明。他所导引的巨大冲击力，在帖学奄奄一息的时势之下是可想而知。
包世臣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归纳出了邓石如所创造的新的笔法，即魏碑笔法—不仅重视笔画的两端，而且重视笔画中截的运笔与线条的重塑。
包世臣独具慧眼，紧跟阮元崇尚碑学，极力推崇北碑。只可惜包氏眼高手低，在创作实践上并无显著成就。就其书法而言，他算不上大家。他早年书学苏东坡、二王以及((书谱))，属于帖学一路。我们从他《艺舟双揖》的自叙中不难看出，早年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学习二王、颜柳起步，后来才受邓石如的影响，转而研习北碑，书风也随之变化，但远不如他的人室弟子吴熙载在书法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大。通观包世臣传世之作，他有纯帖意的作品，也有纯学碑的作品，都属一般水平。
包世臣的书法创作水平属于一般情况，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贡献。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说:“径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四种》，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扯，莫不口北碑，写碑体，盖俗尚成矣。”他对包世臣推广北碑的汗马功劳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