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晚近期诗作简评
▓ 冯亦同
小编写在前面▶▶▶ “我是南京人，生于南京……我是不折不扣的南京大萝卜。”12月14日，是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余光中的忌日。今日头条《彩色港》特连载南京著名诗人冯亦同评介余光中诗歌创作的三篇长文（今天发表第二篇《“浪子回头”以后》），让余先生那枚乡愁的邮票，更深地印刻在南京人心间；让更多的南京人记住这位善于自嘲的老乡……
1950年8月的一天，有个年轻学子在南海舟中怅望星空，写下一首题为《沉思》的小诗，其中有这样两节：
最高的星星莫非是李白？
最亮的星星一定是雪莱！
最远的那颗恐怕是济慈，
最怪的那颗可是柯立治？
疯狂的变乱只是一时，
诗人的精神永远不死；
真理的叛徒终成彗星，
惟有真理像恒星光明。
写诗者系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转学生，当时他已立志要做个“摘星人”了：早在两年前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他已发表新诗，来台后更认真地写起诗来。不过海天之间的“星光路”究竟怎样走？前面会有怎样的迢遥和曲折？22岁的缪斯信徒除了对中外诗歌初恋般的钟情和对“诗人的精神”坚信不疑，恐怕其他还来不及多想，他也不可能预测将来。直到今天，当他的名字真像一颗耀眼的“蓝星”镶嵌上了中国现代诗歌和文学的星空，他成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为学术批评界所推崇的文坛大家，身后的那条“星光路”才逐渐明朗、清晰起来。
人们常常用“浪子回头”来形容彼岸六十年代前后风云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由“弄潮”到转向、由西化到“回归”的一派诗人作家，他便是其中锋头最健与身体力行者之一；他本人似乎也很喜欢这个“金不换”的雅号，不仅在他的论述性文字中常有所见，1995年4月当他应邀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活动后，还以《浪子回头》为题写了一首情真意切、充满历史沧桑感和人生况味的诗。
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将他数十年间创作的15本诗集、12本散文集汇编成一套七卷本大书①，他至今尚未结集的28首近作也被列入诗选部分时，就用《浪子回头》做了近期作品的总标题。所以，我这篇同样是介绍和探讨这一批晚近诗作的文章，也沿用了这一提法，加“以后”二字，系指时限（下文详述），想必是同诗作者的旨意及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罢。
我们说的这位华文诗坛上的“摘星人”兼“回头浪子”，就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
一
余光中自四十年代末开始新诗创作，迄今已有五十年。半个世纪间，他的诗产量近800首，出诗集15本，最近的一本是1990年结集的《梦与地理》，收入他1985年10月自香港回台定居后至1988年4月间的诗作，共53首（其中有两个组诗，实为73首）。这两年半间的产量还是相当高的，每年平均数为21首或29首，比诗人五十年间的平均数16首高得多，反映了诗人在年近花甲前（他生于1928年）诗歌创作力仍保持着很旺盛的势头。至此以后，从1988年7月到1997年3月，余光中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减产”趋向：将近九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收进《回头浪子》总题下看到的散篇诗作仅27首（另有一首系1987年所作），每年平均数只有3首，其中1989年、1994年都只有1首。限于笔者手边仅有这套七卷本的“余选”，其它有无还待考订，统计数的不全和不确都是可能的。如果以上述情况为立论依据的话，诗作数量在一个时期内的丰歉并不能说明创作问题的全部，对一个诗人创造力的考察，主要还是要看他的作品在艺术内涵与创新方面所达到的深广度。
就余光中的这28首被我称为“晚近期作品”的诗歌而言，《浪子回头》首先引人注目。为了评介的方便，请允许我引用全诗：
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
清明节终于有岸可以回头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一百六十海里这海峡，为何
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
当年过海是三人同渡
今日着陆是一人独飞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
只剩我，一把怀古的黑伞
撑着清明寒雨的霏霏
不能去坟头上香祭告
说，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
四十六年成一割，而波分两岸
旗飘二色，字有繁简
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
不变的仍是二十四个节气
布谷鸟啼，两岸是一样的咕咕
木棉花开，两岸是一样的艳艳
一切仍依照神农的历书
无论在海岛或大陆，春雨绵绵
在杜牧以后或杜牧以前
一样都沾湿钱纸与香灰
浪子已老了，惟山河不变
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岩不烂
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
一排相思树淡淡的雨雾
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
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
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
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
一阵掌声噼啪，把我从前排
从钟声的催眠术里惊醒
主席的介绍词刚结束
几百双年轻的美目，我的听众
也是我隔代的学妹和学弟
都炯炯向我聚焦，只等
迟归的校友，新到的贵宾
上台讲他的学术报告
这是一首带有纪实风格的抒情诗，像余光中的许多同类作品一样，作者以娴熟又高超的诗意手法，出神入“画”地点染着他笔下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和词。从“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这第一句写他当年离开厦门、离开大陆的回忆开始，“鼓浪屿”、“鼓浪”和“浪子”三个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就被他巧妙地抓住了：“浪子”的中心形象在这因“鼓浪屿”的存在才“有岸可以回头”又正当“清明”节的时间背景上，一下子变得鲜明、生动起来，而且饱含着家国之思和人子之爱。“风吹黑发”和“雪满白头”的去来之间，是横亘着“一百六十海里这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的巨大问号的，这是全民族的不幸——对诗人来说，还有一番“三人同渡”和“一人独飞”对比中对于“哀哀父母”的追思，加深了“乡愁”的砝码，使人联想到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乡愁》。接下去，是诗人幻觉中由此及彼地返回父母安息的台岛，在双亲墓前“祭告”被“一刀海峡/四十六年成一割”的两岸情景，作者再次显示他诗意“介入”现实的本领：从“波分两岸/ 旗飘二色，字有繁简/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到“不变的仍是二十四个节气/布谷鸟啼，两岸是一样的咕咕/木棉花开，两岸是一样的艳艳”……诗人形象直观地揭示出“山河不变/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岩不烂”这样一个生存空间永在、民族精神应该长青的题意，与“浪子已老了”的消极面恰成“积极性的对照”；而他的一颗诗心，仍是“四十年代尽头”的那个“逃学的旧生”，还“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被“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地喊着，“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
余光中写给冯亦同的信
诗人没有从他精心营造的“时空隧道”里逃遁，在诗的下一段里，“一阵掌声噼啪，把我在前排/从钟声的催眠术里惊醒”，“鼓浪而去”的“浪子”又回到母校的今日情境中来：那是为校庆、也是为校友安排的欢迎会上，经“主席的介绍”，为“几百双年轻的美目”所“炯炯聚焦”，踏浪归来的皓首学子向他“隔代的学妹和学弟”作“学术报告”了。这种余光中式的“轮回术”和“缩地法”是他中年以后致力于用诗笔为“中国文化造像”的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切换迅捷、开阖自如、虚实相间，由于题材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容量、作者自身阅历加深后对“时空”的高度敏感、以及诗人的想像力与学者的渊博，常使他像一个高明的科幻片导演，以时空交错、精彩纷呈的诗句为我们“拍摄”出诸如《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样的“电影诗”，《浪子回头》可谓同类诗中一出涵盖既深、意趣也不俗的“小品”。余光中的诗歌世界是广阔、丰富、多姿多姿的；而其中，纵横时空、议论天下，从“我”出发、又始终不离“大我”，浓烈的抒情性和真切鲜活的诗意表现相结合，构成了他独特、酣畅、雄健诗风中最富有魅力的闪光点。
与《浪子回头》主题相近的，还有《宜兴茶壶》、《登长城慕田峪段》、《访故宫》、《不朽的旱烟筒》和《成都行》等。与余光中回大陆前名噪一时的乡愁感咏相比，以上诗作在生活接触面上显然开辟了新天地，“乡愁”也在那“一块一块专疗的古方”上“只一帖便愈”了（《登长城慕田峪段》），在《宜兴茶壶》中，诗人因接受老作家柯灵赠送的一把由“江南的沃土，我的后土/经历多少的烧炼才完成”的宜兴茶壶，而把玩不已，发出了“就这么举起空空的小壶/隔一道海峡犹如隔几/让我们斟酌两岸，品味古今”的感慨……了解和对话、握手和拥抱，取代了阻隔和分离、愁苦与相思，诗歌记录了时代的履痕，也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但有趣的是缪斯的青睐并非随“喜”而至，在诗的感染力和影响面上，并不因“新”与“旧”的差距而成“正比”，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感受的长期积累与真正创作灵感的获得与否，恐怕仍然是关键。即使像余光中这样成熟、这样杰出的诗人也不会因为对“海峡”的跨越，而在匆匆的艺术之旅上不受某种“无情律”和“无缘律”的制约和羁绊。
二
余光中晚近期诗作中，另有两类值得注意的题材。一类是他过去接触不多的环境问题和青山绿水的讴歌，一类是过去也写、但更加深化和个人化了的爱情、亲情与生命主题。前一类别，他在更早的1986年写过一首《控诉一枝烟囱》在海峡两岸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在台湾，高雄市议员曾据以质询环保局，直接“干预”了社会生活，传为美谈；在大陆，它很快就被收入吴奔星教授主编、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同样受到重视。近作中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写得俏皮而有韵味，有如一支可以演唱的谐谑曲。此外组诗《玉山七颂》，是诗人前些年应台湾山林管理部门之约写的“绿色诗歌”，从宝岛最高峰那“三九五二，是你高贵的身材/白首天际是山族的至尊”，一直歌吟到“苦思着地质学深奥问题”的《云之午梦》和“应大海的号召跳跃而去/永不回头的浪子”《拉库拉库溪》。在现代山水诗尚不发达、新诗对大自然的反映远远“迟钝”于古典诗歌的今天，老诗人做出这样的新尝试，显然是一个好的榜样。
另一个类别的写作，是诗人过去的强项。他的著名爱情诗集《莲的联想》写于六十年代初，被誉为最富有东方情调、在现代背景上凸显诗人向“新古典主义”转型的成功之作；余光中在该诗集代序、一篇题为《莲恋莲》的名文里也曾不无自得地表示：“莲”之恋歌的诞生，意味着象征他曾迷醉于西方的“水仙花已经渴毙，在柏拉图的故乡”，他血缘中“故我”的复活“我是青莲，我是狂笑孔丘的青莲。我是蓝田别墅的主人。我筑苏堤，我把西湖妆成了西子”，这如同新生的蜕变正是“浪子回头”的开始。走过数十度春秋，经历了那么多人生，晚霞中的心港上仍有恋曲悠扬吗？余光中的近作中有一组《三生石》作出了回答。它在台湾发表后，曾倍受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激赏，被好事的后者重新“翻译”成了旧体诗，欲以文言来增其历史的韵味，这恐怕是新旧诗史上难得的一例佳话了，大陆的《文艺报》也曾载长文予以评析。平心而论，这个组诗是出色的，新诗中从“少年夫妻老来伴”这个角度切入的爱情诗本来就极少，但它同样是富有东方色彩又很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一个话题，被这位抒情高手通过一系列生活场景的演绎，凝聚成一个个融汇古今、贯串“三生”的中心意象，点化得悠长而美丽。例如《红烛》中“三十五年前有一对红烛”，“迄今仍并排地烧着/仍然相互眷顾地照着”，在“烛啊愈烧愈短/夜啊愈烧愈长”的命运写照中，企望着“最好是一口气同时吹熄”的结局；在《就像仲夏的夜里》，“并排在枕上”的“唤你不应”，使诗人联想到“一生也好比一夜”，进而联想到“翻身/便跟着进入梦境”后，“留在梦外的这世界”也会从“交给床头的小闹钟”跳跃成“交给坟头的大闹钟”……强烈的生命意识，弹奏出这组歌唱牵手执著和同赴生死之约的黄昏恋歌。它同初恋的羞涩、朦胧，热恋的“狂歌劲曲”或其他人生段落的爱情诗，是有区别的，舒缓、宁静中扑打着留恋人生、叮咛珍重的潮水。但比起诗人在1968年为结婚30周年所写的那首曾广为传诵、又特别为许多同龄夫妇们感动的《珍珠项链》来，我以为《三生石》在形象的灵动与集中方面要逊色一些，境界的开拓更恬淡、旷远些，也算是各有千秋吧。
同属个人题材的，还有《母与子》、《抱孙》、《母难日》和《面纱如雾》等。它们将余光中诗歌中一贯擅长于表现“恋母情结”的“动情点”，扩大到生命传承的喜悦、爱和责任的接力上，不单吟味一已的悲凉。但严格地说，在个人经验的诗化、意象化处理上，某些章节还比较生硬，像《抱孙》这样一个对作者来是“全新”的素材、凭他的功力应该有“游刃有余”的表现，但长达38行诗句中每每还是“不待轮回，已恍然隔世”的老调重弹，缺少新鲜独到的感受。倒是在《海是邻居》、《五行无阻》、《后半夜》和《桐油灯》这样一些抒怀述志的诗作中，或因为背景的壮阔无涯，或因为志士暮年的豪情，诗人风调中的那些壮美旋律和飒爽音符，又重新被激活、撞响出来，于别样的天地中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力量。如写于1991年9月的《五行无阻》，一开篇就探讨“斯人出世”的大问题：
任你，死亡啊，谪我到至荒至远
到海豹的岛上或企鹅的岸边
到麦田或蔗田或纯粹的黑田
到梦与回忆的尽头，时间以外
当分针的剑影都放弃了追踪
任你，死亡啊，贬我到极暗极空
到树根的隐私虫蚁的仓库
也不能阻拦我
回到正午，回到太阳的光中
尽管写的是“死亡”对“我”的“贬谪”，出现的背景也多与“黑田”有关，但在诗人的笔下，我们仍然看到了余光中诗作中那种意象繁密、佳句迭出的睿智之光，感觉到了奔突其间、连死亡“也不能阻拦”的“我”所具有的，正是“蓝星”前辈诗人覃子豪的名作《追求》中歌唱过的那一个“跨上了时间快马”的“健伟的灵魂”他为什么能逃脱死亡的追逐呢？诗人没有立即回答，只是在诗中通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分说，生动地展现了“我”对于“死亡”之逐的五种“遁法”：从“土遁回来”、“金遁回来”，一直到“水遁回来”。每一种“遁法”都是一幅锋芒毕露、跳脱凛然、生机勃发的图画；五幅连缀，构成了“五行无阻、生生不息”的生命蒙太奇。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又勾勒了一幅“即使你五路都设下了寨/金木水火土都闭上了关/城上插满你黑色的战旗/也阻拦不了我突破旗阵”的“风遁”图，他自豪地唱道：
那是我披发飞行的风遁
风里有一首歌颂我的新生
颂金德之坚贞
颂木德之纷繁
颂水德之温婉
颂火德之刚烈
颂土德之浑然
唱新生的颂歌，风声正洪
你不能阻拦我，死亡啊，你岂能阻我
回到光中，回到壮丽的光中
这段“风之颂歌”实际上回答了生命战胜死亡的力量所在，虽然就此一首诗来看，还不免空泛了一些。如果我们结合余光中历来诗作中对于生死问题的涉及，也许会有更真切、更实际的感受。早在1967年诗人在旅美讲学时期，曾写过一首《当我死时》的抒情诗，诗不长，对照读一下很有意思：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在这首诗里，最动人情怀的恐怕还是诗人为“我死”所安排的“回乡”情节，“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在“饕餮”不得的渴念中只有用归葬“最美最母亲的国度”的诗人之想，来安慰乡心、排解乡愁。这便是“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在异国他乡的怀乡梦中所留给自己、也留给了同胞的“安魂曲”；生命的意义在“整张大陆”的拥有和“最纵容最宽阔”的“满足”中得到了凯旋、得到了升华。《五行无阻》作为24年后同一位诗人的晚近之作，它所开拓的是生命意志力的层面、是真正面对“死亡”所要考虑的课题，而非青年时代的“假死”了，应该说自有其新意和深意；但在诗情与美感的冲击力上，我想也许是武断地说一句：今天的白发歌者，似已敌不过昨天那个“头枕大陆”的黑发青年。
三
在现代诗的浪潮和洄流中游溯了大半生的诗人余光中，是一位真正的践行者、一位有多方面贡献的文学大家。从以上对他晚近诗作的有限简评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和教益究竟有哪些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余光中早年就追求不懈的“诗人的精神”在他“浪子回头”以后的心路历程上看得更清楚了。余光中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西方文学研究背景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为他的新诗创作，既奠定了深厚基础又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可贵的是他既没有“泥古”更没有“食洋不化”，而是在一切向前看、一切为“我”所用的创作实践中坚持了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方向。他是彼岸新诗人中最早清醒地认识有关“民族化”问题的论者之一，1969年他就说过：
“惟有真正属于民族的，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的。这是我坚持不变的信念。为了坚持这个信念，我曾经丧失了许多昂贵的友情。不过，一个决心远行的人，原就应该有独行的准备啊。”②
如今，这位远行客已经登上他诗歌和文学事业的高峰，“丧失了许多昂贵的友情”的诗人实际上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与“听众”。他坚持诗歌创作民族化信念的“独行”所踏上的，正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之路，对将要或尚未踏上这条必由之路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指示和正确的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余氏早年所说的“诗人的精神永远不死”，它的内涵应该是一个诗人的真正价值，永远同他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挚爱、忠诚与奉献联系在一起，他只能由此来确立他作为本民族灵魂的声音、优秀诗歌的代表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中的地位。一个对本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一个对他民族文化漠视或盲目趋附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具备这样一种健全的“诗人的精神”。
第二，一个杰出诗人的“自画像”是通过他的诗笔，在长期艰辛的创作劳动中所进行的不停顿的努力、不断的突破完成的。余光中自踏上诗坛起，就是一个善于自审、不断调整，在实验、摸索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发展和创立风格的优秀歌者。他的第一部爱情诗集成于35岁前后，已接近中年；他的九年中出了十版的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白玉苦瓜》诗集，初版于1974年，诗人已46岁，快要跨出中年的门槛；这以后他仍出了六本诗集，写出了许多流传很广的好诗。他自己说过，与西方诗人相比，中国诗人的创作生命要长一些；他晚近的诗，作出了同样的证明，在表现社会题材和个人经验方面均有所突破，扩大了作品的生活面和思想领域，这都是很令人可喜可佩的，且不说他在散文、文艺批评和文学翻译等方面，也同样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这一切的由来，自然是同诗人永不懈怠、刻苦自励、内心里始终燃烧不尽对人生和文学的挚爱之火和旺盛的生命力分不开的；说余光中是当代诗坛上的长青树、诗歌王国里功勋卓著的长跑者，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诗歌是一门严酷的艺术，像余光中这样经验丰富的大家一直在强调他是以“右手”勉力为之，也难保“飞行”中能否“安全着陆”。在创作数量上，余氏晚近诗作“减产”的现象，可能是一个自然和自重的过程，应不足为怪。在诗歌的感性和艺术魅力上，晚近期作品同诗人早中期创作相比，总体而论并不逊色，但同那时的“最佳状态”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同样应该是自然的事（除了年轻气盛这个“不可比”因素外，还有个时间和数量的积累问题）。余光中本人在1982年就注意到他“进入中年之后，不知为何竟渐渐发展出一种从头到尾一气不断的诗体来，一直到现在这诗体仍是我的一大‘基调’”③；他还从中国古典诗中的“古风”和西方古典诗中的“无韵体”来追根溯源，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合璧诗体，如果得手，在节奏上滚雪球，回转不休，有一种磅礴的积累感，比起轻倩灵逸的分段体来，显得稳重厚实。当然，如果失手就会夹缠不清，乱成一团”。
理论和实践是无法划等号的，在余光中笔下的这种“一气不断”的新诗体，实际上是一种近格律体，比较整齐、均匀，在新诗传统中与闻一多等人的实验诗体相承接，应该说余光中驾驭它已取得很大成功；在新诗的音乐性、可诵性上，他亦可谓当今华文诗人中最“自觉”的一个，因此他的这种诗体探索无疑会对当代新诗创作产生积极影响，对探索多年的新诗格律化问题也会带来推动。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与他年轻时写的“分段诗”不同，这种浑然一体的诗，有时会给人以密不通风的感觉，虽不至“夹缠不清”，但铺排过紧、过实或过多的痕迹，还是会出现在某些段落里。往往这时候，读者会怀念起那个在不拘长短和洒脱自如中“分段的余光中”来：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一种挑剔或苛求？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他的近期诗作中，有些分段诗，如《海是邻居》、《漂水花》在艺术的跳脱、灵动和简练上似更可取。（1998年5月于金陵望江矶下）
注：
①此七卷本名为《余光中诗歌选集》（三辑）和《余光中散文选集》（四辑）。
②见余光中诗集《在冷战的年代》后记。
③余光中诗集《隔水观音》后记。
余光中
【余光中简介】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泉州永春。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
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厦门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教授于台湾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