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廠長上任記》連環畫
2018年12月18日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100位同志被授予改革先鋒稱号，頒授改革先鋒獎章。其中，以作家身份榮獲這一殊榮的僅兩位，一位是《人生》《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遙，另一位就是蔣子龍。
日前，蔣子龍先生欣然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蔣子龍先生近影
《喬廠長上任記》創作前後
甫見面，對筆者的祝賀，蔣先生十分謙遜：“謝謝！不勝惶恐！”
蔣子龍是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大衆視野的。他從1965年開始發表作品，而1979年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被公認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裡程碑，他也由此作為“改革文學”的創始者和代表性作家登上文壇。
此後，他創作了一系列改革文學，如《機電局長的一天》《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開拓者》《燕趙悲歌》《赤橙黃綠青藍紫》《子午流注》《蛇神》《人氣》《空洞》《農民帝國》等，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和散文集，約1000多萬字。這些作品屢獲國家級文學大獎，并被譯成英、法、德、俄、日、意、西、南韓、越南、蒙古、丹麥、挪威等十幾種文字出版。可以說，蔣子龍的作品，着力塑造時代背景下的改革者形象，對引領思想觀念轉變、推進改革實踐産生了重大影響，激發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
談及這些年創作不辍的動力，蔣子龍說：“我永遠都在觀察，我的靈感全部來源于細緻的觀察和體悟。”
蔣子龍回顧了創作《喬廠長上任記》的那段時光。
1979年早春，《人民文學》雜志社派編輯到天津，為先前批判蔣子龍的小說賠禮道歉，同時約請蔣子龍寫一篇小說。
是的，此前，蔣子龍已發表不少作品，但這些作品并未帶來好運，反而讓他承受了不少打擊。蔣子龍1941年8月生于河北滄縣，1958年8月參加工作。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寫作。1965年，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新站長》發表，在文壇獲得了“這年輕人出手不凡，不可小觑”的贊譽。然而，正當他準備一顯身手之際，他的才能在那個時代受到了抑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蒙昧的夜幕逐漸褪去，嶄新的曙光翩然降臨，中國曆史上迎來了偉大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以蔣子龍為代表的一代作家，發出了響亮的順應時代潮流的聲音。
蔣子龍一度遠離文學界，在天津某大型工廠擔任工廠中的房間主任。他想放棄寫作，但在内心深處，卻從未停止過反思自己的創作經驗與教訓，他的文學思想日趨成熟。同時，他對中國工業系統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困境，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切身體會和深入思考。是以，當《人民文學》編輯冒雨登門約稿時，他的創作激情一下子被點燃了。畢竟，他本質上還是一位作家，這是他擺脫不掉的宿命。
蔣子龍當即答應了《人民文學》雜志社的約稿。巧的是，正在那幾天，他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病，獲得了三天病假，可他卻全力以赴撲進了新作品的創作之中。
在當時而言，這是一部全新的小說，中國文壇從未有過這類小說。這就是《喬廠長上任記》，從報紙、書籍、畫面（連環畫），到音（電台）像（電視電影），一度傳遍大江南北，令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在筆者看來，這部小說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阻擋的魅力。蔣子龍的才能，也由此被世人認識到了。
蔣子龍微笑着說起小說發表後的趣事：
有的人學喬廠長，結果被撤職；而西北某大型國營企業拿《喬廠長上任記》當“中央精神”，整改企業頗有成效；沈陽一護士來信說，是喬廠長救了她的父親……更有趣的是，天津經委請來一位上海的廠長做報告，入場券上印着“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天津某企業家為此向經委抗議，并找到蔣先生要求證明他才是真正的喬廠長……
蔣子龍着眼于人們關心的經濟改革領域，以雄放剛健的筆風，把改革者的個性心理、精神風貌以及為現代化建設所作的奮鬥，表現得極具感染力。
40年後的今天，對于“改革文學”這個概念，蔣子龍說，這原本是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如今登堂入室，被時間和現實接受。這對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是一種鼓勵。
《喬廠長上任記》圖書
“覺得辛苦，那證明你正在走上坡路”
作為有廣泛影響力和深刻洞察力的作家，蔣子龍最傾心、最看重的始終是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如果文學創作脫離現實，即便再怎麼優秀，其價值也是值得懷疑的。”
談到如何看待文學創作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蔣子龍坦率答道：“現實生活永遠大于文學創作，但不能大得讓文學創作知難而退，或躲在遠處仰視、漠視，乃至鄙視。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壇，現實題材的創作都不可缺席。”
文學的成長與茁壯，不能離開現實的土壤。也許正是這種認知上的嚴肅性，讓他本人顯得也頗為嚴肅。聽得此話，蔣先生微笑着說，很多人說他很嚴肅，不過這主要與他長期在工廠中的房間被監督勞動有關。在那種環境下，他的面部肌肉始終處于僵硬狀态。“嚴肅”就是這樣形成的，“嚴肅”久了，就成了一種習性。
他不無得意地說，在文學講習所讀書時，同學給他起的外号就是“兇神一号”。
近幾年，除了小說創作，“兇神”還出版了人生指導類散文随筆集。
2017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生命中的軟與硬：蔣子龍歎人生》，被書評界稱為“作者的筆像一面鏡子，觀照着芸芸衆生、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親情、友情、愛情；事業、文學、人生感悟、處世哲學；權力、家庭、倫理、道德……作品視覺獨特，幽默精妙，博大深厚，觸及靈魂，充分反映了作者豐富的人生閱曆、思想感情和深厚的文學功底……”
去年出版的《人生實苦，但請足夠相信》，荟萃了他執筆40年來的優質散文，或寫人生經曆或暢談生命哲思，又或者表明對某種狀況的情感态度。對這部作品的暢銷，蔣子龍坦承始料未及。他以為自己已是多少有點“過氣”的作家，不會有那麼多人關注了。最初他甚至對于要不要出版這本書感到疑慮，認為會虧本。
現在他的顧慮打消了。其實，蔣子龍對生活始終葆有熱情，這在書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盡管曾經曆不少波折，但他始終是積極的，既不頹喪倦怠，也不一味抱怨。他性格直率，文風堅硬，他的文字總能給人正面、積極的引導。正如他一直所相信的，人生總有不如意的地方，是以不必過于憂慮和着急，要足夠地相信未來。在颠簸的人生途中，他秉持着一份堅定從容的姿态，而這是當下很多人所欠缺的。也正緣于此，這本書被認為是給所有過得不快樂的年輕人的禮物書。他在書中說：“如果你過得不快樂，那就表明你對人生還有期待；如果你覺得現在走得辛苦，那就證明你在走上坡路。”
《喬廠長上任記》電視劇劇照
“以文養生”，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
如今，蔣子龍已近耄耋之年。這位寫了一輩子的作家，最大的快樂以及精神上的磨砺仍然來自寫作。當問及最近有無新的創作計劃時，他利索地說：“當然還在寫。”但他也很不情願地承認，銳氣漸鈍，效率減慢，“最大的對手就是自己”，他要努力克服正在來臨的衰老。他告訴筆者，他正在進行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隻是時斷時續，尚未進入佳境。
現在，他感到自己對現實的感悟急切而零碎，是以要經常寫些短文，諸如《故事與事故》系列已陸續發表。
他特别鄭重地提到，寫作其實也是體力活兒。這個觀點跟他對巴金的記憶有關。他腦子裡始終保留着一個鮮明的印象：有一年，他與巴金在北京開會時相遇，聊天時說過一個觀點，作家的創作力跟身體有關，一旦身體不行了，創作力不可能達到很好的狀态。回想那時侯，年輕的蔣子龍身體健壯，“寫作固然是精神勞動，但身體狀态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這項精神勞動的品質及強度。身體不好，偶爾寫寫可以，但如果想保持創作力，比如寫點有棱角的東西，那就難說輕松了”。
對于蔣子龍，寫作有着非常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養生的途徑。用他的話說，就是“以文養生”。寫作時，生命像有了安放之地，于是心靈變得甯靜，胸懷變得寬廣。他可以與自己對話，與世界對話。他梳理着他的歲月，反刍着，也把握着他所看到的現實。
他說，如果沒有寫作，他的精神狀态就會發生不好的變化，會感到生活的虛無，生命的品質就會降低。從這個意義上說，把寫作當作養生途徑，确實很有道理。蔣子龍說，很多古人就有以文養生的習慣，隻是沒有明确提出這個口号罷了。“比如袁枚，他常頭痛，這個時候他就寫詩，讀詩。他特别喜歡讀自己的詩，讀到得意處，心頭便暢快起來，頭疼也就得到了纾解。”
在大多數關心蔣子龍的人的印象中，他始終是個精神健旺的人，在他身上難得看到一絲傷感抑或無奈。除了創作文學作品，蔣子龍也喜歡運動，年輕時喜歡球類，中年改為遊泳，到了老年也不閑着，四處旅遊。他在《人生實苦，但請足夠相信》一書中，多次寫到自己在旅途中的趣事。他的生命始終是動态的。
當下這個時代，寫作形式已然發生很大變化，很多寫作者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公号。蔣子龍對這種新的寫作方式是陌生的，他很真誠也有些羞愧地說：“不知道怎麼關注，也不會弄，但由衷地羨幕新媒體寫作。”
早在六年前的2013年，蔣子龍就曾表示：“文學已改朝換代，我們絕對是落伍了。我們已經過時，得承認。”
對于一個畢生以文學為職業的人，如此真摯地表達這種意見頗為不易。他的坦率令人感動。即使現在他的随筆集如此熱銷，似乎也沒能扭轉他的這一觀點。在他看來，新時代的文學有着新特點，比如，“是很有一些過人之處的，在想象力方面更是匪夷所思。”
訪談中，蔣子龍的謙遜、低調、平和，令人油然生出如沐春風的感受。他的聲音，溫厚而安詳，聽着令人内心感到熨帖。當問及他喜愛的當代作家時，他羅列着：“陳村的語言，韓少功的智慧，李建軍的學問，畢飛宇的精緻，葛水準的文字，遲子建是小女子專寫大書……”
他望向了遠處，這位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六、七屆副主席，天津作家協會主席，天津文聯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陷入了短暫的沉默。他在心中也許開列了一份更長的、是否沒有盡頭的名單，但他終究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列上去。
可他的文字，确曾影響過那麼多人，如今依然在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筆者很好奇，對于過去的自己和未來的自己，他會有什麼特别想說的話？
“忽然覺得，有點過時的東西也不錯，總比連過時的東西都沒有要好。”蔣子龍最後意味深長地如是說道。
作者：呂中師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