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威海10月19日電 （作者/文龍傑 楊兵 王嬌妮）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之下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為本就充滿不确定性的當今世界更添“不确定”，如何探尋紛繁和變亂中的脈絡和出路？全球化是否已死？權勢轉移是否會發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張蘊嶺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其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給出觀察與分析。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有人提出的“全球化已死”？
張蘊嶺：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典型特征，很少有國家置身事外。近年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聲音、勢力和行動突然湧現出來。有人認為全球化已死。我認為，全球化并未死亡，而是進入了新的調整期。為什麼要調整？因為全球化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一，失衡問題，地區失衡、産業結構失衡。互相依賴、對外開放、産業鍊、供應鍊有利于分工和參與，有利于經濟效益和增長，但是，過度分解和過度外移會導緻失衡。如，大量外移會出現産業“空心化”問題，即當産業外移出去後，如果沒有新的産業替代，則會導緻原有的産業帶衰落。産業結構調整和轉移是必要的，但需要有産業政策支援，推動新産業發展，填補“空心”。像美國的芝加哥地區，是傳統産業的基地，産業轉移後沒有替補更新，成了衰落的“鐵鏽地帶”，那裡的反全球化的聲音就大。
其二，發展的安全問題。經濟學理論認為，供應鍊越長越好，精細分工提高效率，但疫情一來，出現了斷供問題。最先受到沖擊的是汽車行業、電子産品，這些行業的産業鍊最為細化。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政府就開始反思，不能一切都依靠外部。要保障基本供給，要有核心保障，為此，企業、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相應政策。美國把發展安全問題政治化，開始對中國的供應鍊參與、高科技參與采取脫鈎政策，出現了發展安全的政治化、泛化。這也成為反全球化的依據。對各國來說，從政府、企業，到個人，都必須關注，但是，走向極端也是有害的。
其三，财富的“極化”問題。在開放競争的環境下，大者得勢，能者勝出，是以，财富向大者、能者集中。全球化越發展，财富積累的兩極化越嚴重。是以，出現了對全球化的質疑和反對。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出現了反華爾街運動，華爾街代表着全球化的獲利者。在歐洲和其他國家，反全球化的勢力也劇增。
這上述背景下，全球化進入調整期，但開放、分工、供應鍊等都不會終止，新科技還會助推新的全球化發展。
▲資料圖：“地中海馬汀娜”輪内的集裝箱等待吊起。張進剛 攝
中新社記者：全球化的調整展現在哪些方面？
張蘊嶺：政策層面，政府會更加重視本國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給保障能力，降低重要必需品的對外依賴程度，加大産業回歸的支援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産業流出，如核心科技、國計民生關鍵産業，甚至可能會在法律法規層面增強限制力度。許多國家都開始制定更為嚴格的外資審查與準許法規，限制外資進入核心技術領域，嚴防外資在經濟困難的時候以低價購買本國企業。如此看來，以經濟安全、社會安全與政治安全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義”将會産生更大的影響。盡管如此，沒有一個國家宣稱要對外關閉大門，美國也不例外。美國政府考慮更多的是政治，是限制對手的競争能力，畢竟美國隻有依靠世界市場才能利益最大化。
經營戰略層面，企業将更加重視供應鍊的安全。為此，可能會縮短供應鍊環節，力求掌握核心環節，為降低營運成本，會大規模使用機器人等智能化技術。但是，企業特别是大企業，更加重視國際市場的機會，是以不會退縮到國内。相反，它們會利用掌握的新技術建構基于世界市場的大網絡，把更多的企業納入物聯網之中。
社會層面，公民對政府的訴求壓力增大，要求限制外來資本、外來人口流入，保證就業機會，提高社會保障力度等。不過，也有更多的公衆依靠更開放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獲得更大、更好的就業與發展空間。是以，盡管原來的自由主義将失勢，但是，全球化與公衆利益的關系還是非常密切的，極端的排外主義勢力難以得到大多數公衆支援。
▲中新社記者 楊兵 攝
中新社記者：全球化未來将呈現何種趨勢？
張蘊嶺：從未來趨勢看，全球化理論與輿論轉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盡管如此，作為全球經濟社會運作集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不可能被簡單抛棄。作為一個發展的程序，全球化可調、可控、可變，但不可逆，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社會群體，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縮到封閉的所謂“部落社會”。比如，政府可以支援企業回歸，但不可能強制企業回歸。在現實中，為數衆多的企業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賴當地市場與要素資源生存的企業。
新冠肺炎疫情總會過去，有關後疫情政策、經營戰略與公民意識的思考、讨論、辯論、調整将會繼續，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這被稱為對“後自由主義”的反思與轉變。不過，就一般規律而言，面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悲情、悲觀、極端的情緒往往會占上風，但疫情過後，回到正常狀态，更為平衡、理性與睿智的意志和行動會逐漸回歸主流。從以往的曆史經驗看，每次大災都會給人類提供教訓，讓人類變得更為理性與富有智慧，推動進步，而不是後退，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發展而言，新一波浪潮已上場，可稱之為網絡、數字全球化，即以資訊化、智能化、數字化技術的發展為推動力，建構物聯網，将各個經濟社會活動納入網絡之中。事實上，全球化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生态、環境、氣候變化的關聯性也很強，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政治、國際關系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的影響。
從大趨勢來分析，新型全球化大體有三個突出特點：其一，嵌入人工智能、大資料、大網絡技術，建構空間物聯網，打破傳統國家邊界限制，形成空間連結，大網絡架構下多要素融合，由此，超越現有的供應鍊模式，中小公司、個人都被融合到空間網絡體系之中。
其二，市場開放與均衡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改變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唯開放”方式，發達國家更關注全球化下國際财富積累與國内社會經濟平衡，各國更關注國家整體安全體系的建構，也就是說，走向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其三，現行的國際機構、合作機制與平台将會以實際發展的需要進行調整，特别是要适應新全球化發展的需要，為新全球化的發展提供支援和便利。
▲中國建博會上的智能生産線展示。程景偉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如何因應未來的全球化趨勢？
張蘊嶺：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開放為中國參與全球化打開了大門，實作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以，中國也是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和維護者。
在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政治幹預主義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自工業化以來，中國第一次在一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無論是從自身發展需要，還是從推動世界經濟來說，中國目前都能夠在推動世界市場開放、維護全球化大趨勢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所謂“權勢轉移”？
張蘊嶺：從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來說，權勢變局是必然會發生的。曆史上，權勢是從一個大國轉移到另一個大國，也就是替代。但今天的權勢轉移與過去不同，即權勢轉移的典型特征不是權勢替代，而是權勢的分解和分散。
今天談權勢轉移，涉及的主要是美國，它是唯一的世界超級大國和霸權國家，對世界有支配和掌控影響力。但美國的權勢會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嗎？我認為不會。“多向化”的分解與分散是新時代權勢轉移的一個重要特征，随着多樣化發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掌控未來。聯合國等國際和區域組織，覆寫了各個領域，将在管理世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随着全球事務日趨複雜化，企業、個人、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一些領域，國家力量無法主導，将依靠跨國公司。
如果以新的視角來看待權勢轉移，也就沒有“修昔底德陷阱”了。需要在理論、輿論上建立新的話語體系。從國際變局來說，不能把所有矛頭都集中到中美關系。冷戰時，蘇美對抗确實影響到世界，因為對抗雙方形成了兩個集團，集團各自都有一個頭。現在既沒有集團，也沒有頭。外部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希望中美發生對抗，不願意組成集團，更不願意參與任何一方去對抗，因為既與美國有利益，也與中國有利益。如果仍然以舊的理論視角看待問題，把所有問題都與中美關系挂鈎，則根本找不到出路了。是以，今天我們分析世界，一定要有多面的、多層的、多向的視角。
對中國而言，需要考慮和平崛起的綜合影響，增加自身戰略與目标設定的透明度和融合性。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要讓他者可以了解和接受，避免引起戰略誤解與誤判。作為一個複興的大國，中國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但屆時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不會隻有中國，還會有他者，這是新時代權勢轉移的又一突出特征。
受訪者簡介：
張蘊嶺，國内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東北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亞太學會會長；主要代表作有《尋求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等。
（原标題：重磅|張蘊嶺：為什麼說全球化沒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