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四川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一時間點燃了南方諸省人民壓抑已久的情緒，極大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
上圖——保路運動雕像
焦頭爛額之下，清政府不得不重用在藏地鎮壓土司并獲得了"趙屠夫"之稱的趙爾豐前去四川任職，希望他能解決這起事件。
上圖——趙爾豐像
臨危受命的趙爾豐赴任後，選擇了溫和的解決方式，不僅安撫和開導群眾，還積極參與到彈劾盛宣懷的廷議，向朝廷施壓免除其職務，給四川百姓一個交待。
然而不久之後，趙爾豐的态度急轉之下，忠實地執行清政府的指令，不惜以武力鎮壓百姓，甚至引起了著名的成都血案。那麼為何其前後态度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呢？
趙爾豐是清朝重臣，先後在多地任職，他上邊還有三個哥哥，均考上了進士得以入朝為官，隻有自己屢試不中，最終隻能靠納捐換了個小官。好在他在山西任職時，被巡撫錫良賞識，成為其身邊親信，而後又一起入川：
錫良督川，疏薦其才，權永甯道。
上圖——錫良像
顯而易見，趙爾豐在學問上天生不足，是以他能得到賞識，完全是靠其他領域的一些傑出能力，那就是手段強硬，這種特點在國家陷入混亂的時期顯得極非常有用。
當時，英國勢力已經滲透進了西藏地區，在展現了強大的武裝力量後，西藏當地政府對投向英國政府或清朝政府猶豫不決，如果是成熟的政治家，在這種時候必定不會對西藏地區的貴族土司們施加太大壓力，以免将他們趕向對面。
然而當時負責處理西藏巴塘叛亂的趙爾豐卻不這麼認為，他以強硬的态度，通過血腥的武力鎮壓平亂，由于過程過于血腥，以緻于藏地和川邊的百姓給他起了一個"趙屠夫"的外号。
上圖——藏族土司像
誠然，作為清朝的一部分，西藏地區的貴族土司妄圖分裂國家的行為是錯誤的，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也是清政府不願看到的，不過這種混亂并不是單純的内部沖突，而是由外部勢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沖突。
雖然說趙爾豐守土衛國的決心沒錯，但是從這個外号也能看出，他的态度未免過于激進，手段過于強硬。
由于趙爾豐在西藏地區鎮壓叛亂還算有效，是以清政府打算讓他長期在川藏邊緣一帶活動，起到震懾西藏地區的作用，不過一場突如其來的事件，迫使清政府改變了主意。
1911年，清政府不顧南方諸省百姓的利益，悍然将川漢、粵漢鐵路的經營權交給了歐美列強，并且不肯賠付百姓購買的股本。消息一出，四川地區反應最為激烈，随後便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上圖——保路運動紀念碑
看到四川混亂，清政府想起來在川藏名氣巨大的趙爾豐，急忙調他來擔任四川總督，希望借由他平定混亂。
考慮到趙爾豐過往的經曆和"趙屠夫"的外号，可以看出清政府為了快速平息保路運動，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令人詫異的是，來到成都的趙爾豐并沒有采取武裝鎮壓，而是一邊安撫和開導百姓，一邊上書朝廷收回轉讓川漢鐵路經營權的政令，除此之外，趙爾豐還積極參與到彈劾盛宣懷的廷議中：
會川亂起，爾豐還省，集司道聯名奏請變更收路辦法.
種種表現說明，趙爾豐在将鐵路收歸國有這件事情上看得比較透徹，也知道政府罔顧百姓利益、出賣國家主權的活動是大錯特錯的，是以他希望自己能作為政府和川人之間的連接配接橋梁，和平地解決此事。
在趙爾豐看來，想要解決川地混亂其實不難，隻需要在川人利益、國家利益和洋人利益中放棄後者即可。
像趙爾豐這種尚武的鐵血派武将，絕大多數都是不害怕洋人的，包括他在藏地平亂時，面對的土司背後隐隐都有英國的影子，這也側面證明了這點。
然而趙爾豐不怕不代表清政府不怕，自從鴉片戰争以來，無數次敗仗和一紙紙不平等條約已經讓滿清貴族喪失了抵抗帝國主義的膽量和決心。
在他們看來隻要不損害到自身的利益，那麼無論什麼樣的喪權辱國條件都是可以接受的，既然他們已經決定要出讓鐵路經營權，那麼區區一個趙爾豐的想法根本不值得他們考慮。
上圖——保路運動的關鍵人物盛宣懷像
于是，清政府不停地施壓，逼迫趙爾豐快速解決混亂，而這也關系到他辛苦混到的總督之位是否牢固。
在這種情況下，趙爾豐隻能改變想法，重新拿起屠刀，将保路運動的上司者直接逮捕，并槍殺了三十多名請願的百姓。
四川百姓，尤其是保路運動的上司者們對趙爾豐前後迥異的态度十分震驚，然而巴蜀人骨子裡不肯妥協的血性被激發了出來，成都外一般的縣都被保路運動團所占領，這也證明了四川百姓态度之堅定。
而在另一邊，趙爾豐恩施不肯妥協，進一步加大鎮壓力度，雙方沖突趨于白熱化，使得事情的發展完全脫離了清政府能夠掌控的程度，為後來的武昌起義埋下了伏筆。
上圖——武昌起義
由于手握四川兵權的趙爾豐已經無力獨自進行鎮壓，急于解決此事的清政府不得不緊急調派湖北新軍入川作戰。
這也使得武昌的防守力量相對空虛，被後世認為是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重要原因，從這點上來看，趙爾豐也算是推動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了。
然而從趙爾豐個人的角度來看，其一生尤其是晚年卻是悲慘的，雖然比起普通百姓，身為一省總督的趙爾豐堪稱地位崇高，但是他也逃不過清政府的指揮，成為了執行指令的忠仆。
即使他有心站在百姓的角度為民争利，也逃不出皇權的壓迫和對地位的渴望，最終再一次變成了屠殺百姓的機器。
注：
本文中關于趙爾豐入川經過和在成都平亂初期的描述，參考于《清史稿·列傳·卷二百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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