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楊琳 編輯 | 傅凝
台灣的蔡某人最近事情頗多。
除了停電，政知見（微信ID:bqzhengzhiju）還注意到，蔡某人還準備裁撤掉一個機構—— “蒙藏委員會”。
台灣當局在2018年總預算制定中，唯獨沒有制定“蒙藏委員會”預算。前幾天，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通過廢止“蒙藏委員會組織法”，相關業務将分别由“外交部”“文化部”及陸委會承接。
△ 南京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舊址
“蒙藏委員會”如今已有近90年的曆史。這個“高齡”的機構，早年間也經曆過峥嵘歲月，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做出過一定的貢獻。
<h1>閻錫山被寫進這部曆史</h1>
蒙藏委員會是繼承的産物。
清代時期，清廷設立理藩院，管理蒙古各藩事務。清代中期，在西藏設立駐藏大臣，“總攬事權，主持藏政”，統率駐藏清軍，擁有宗教管理權和各大活佛轉世身份的認定權。
晚清時期，英國勢力逐漸滲入西藏，并發動了兩次侵藏戰争，清廷試圖直接派各級官吏管理西藏，但還沒來得及實作，1912年2月清帝便已然退位。
清朝滅亡後，駐守在西藏的川軍内讧，西藏地方勢力借機武裝包圍駐守拉薩的川軍，駐藏大臣和川軍最終撤出西藏，轉道印度回國。自此出現了中央官員和軍隊不再駐紮西藏的情況。1913年，英國代表與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簽署了妄圖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西姆拉條約》，并炮制出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
在“麥克馬洪線”出爐之前，距離西藏數千公裡的蒙古地區也遭遇分裂的威脅。
晚清時期，蒙古地區也處于風雨飄搖中，沙俄一直觊觎蒙古，籠絡收買蒙古高層，挑撥離間，沙俄慫恿一些蒙古王公發動叛亂，并于1912年控制了所有外蒙古地區。
辛亥革命之後，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基礎上，袁世凱政府成立專管蒙藏事務的獨立機構，由于理藩院的名稱有違民族平等，該獨立機構名為蒙藏事務局，此機構便是蒙藏委員會的前身。1915年，蒙藏事務局又改名蒙藏院。
北洋政府時期，由于内部勢力混戰頻仍，對于蒙藏事務難以顧及。1924年，外蒙古獨立。
1928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南京國民黨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同年，國民黨為了接管原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職能，成立蒙藏委員會。第一任蒙藏委員會秘書長為閻錫山，該機構為國民黨管理西藏、蒙古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
<h1>遷移成吉思汗陵</h1>
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國大陸期間，蒙藏委員會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此時，蒙古的最大威脅從俄國換成了日本。九一八事變後，僞滿洲國在東北建立，一些蒙古王公在日本的幫助下，企圖實作所謂内蒙古“自治”，以德王為首的蒙古王公，在百靈廟召開會議，要求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德王的要求不符合政府的既定方針。蒙藏委員會成員幾經與德王等人磋商，緩解了内蒙古政治危機。
盧溝橋事變後，内蒙古西部地區面臨着嚴重的威脅，據情報顯示，德王有可能與日本勾結劫奪成吉思汗陵寝，借以獲得巨大的政治能量。1939年，成吉思汗陵主祭官經蒙藏委員會向蔣介石提出，遷移成吉思汗陵。蒙藏委員會主張遷陵，其認為一旦丢失成陵，将會削弱蒙古同胞的向心力。
當年6月，在委員會的主導下，成陵開始西遷，最終到達甘肅榆中縣興隆山。
一路上，各地舉辦了盛大的儀式，此次遷陵活動，充分肯定了成吉思汗的曆史功績，認定成吉思汗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1941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前往興隆山，這是民國政府首次派遣大員拜谒成吉思汗陵。
<h1>駐藏辦獨木苦撐</h1>
抗戰時期，西藏是後方中的後方，但在平靜的外表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在拉薩經曆了看不見的硝煙。
駐藏辦的成立始于一次良機。1938年，西藏人員在青海尋訪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西藏方面本想保守秘密，以候選幼童的名義将該靈童低調請回拉薩，之後繞過國民政府直接認定坐床。
國民政府認識到，達賴喇嘛的轉世是調整雙方關系、行使國家主權的一個機會。在得知青海靈童被西藏認定為轉世後，國民政府下令青海省政府嚴防拉薩方面将靈童秘密請回西藏。西藏方面碰了釘子，便接受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作為特派大員親自入藏主持轉世靈童坐床。在藏期間，吳忠信促成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設立。
△ 1940年，吳忠信到西藏
1940年4月，駐藏辦事處正式成立，駐藏辦作為國民政府的耳目，收集到很多有關英國和西藏當局分裂行為的材料。
1940年，中緬公路關閉後，為了開辟新的援華物資通道，安定抗戰後方，并“拉回西藏”，國民政府決定修建中印公路，西藏當局起初贊同，但在英國的鼓動下，很快改變态度，調兵攔截公路勘測隊，并下令探路測量人員，不能進入西藏，并以“佛示不準”為理由。駐藏辦與之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涉，但苦于沒有硬實力，最終中印公路計劃夭折。
此後西藏當局更加有恃無恐，在英國的支援下成立“外交局”，規定“今後漢藏間事無巨細，請徑向該機關洽辦”。駐藏辦對此堅決抵制，并派職員趕赴西藏當局辦公地，試探态度，西藏當局不許職員進門，稱必須向外交局接洽。駐藏辦認為，國民政府應該堅決反對“外交局”。西藏當局此後又在拉薩逮捕幾名漢民，毒打淩辱，迫使駐藏辦與該局交涉。雖然手中沒有“底牌”，但駐藏辦堅持不與“外交局”接洽。
駐藏辦如同獨木，在起伏的政治波濤中苦撐。二戰後期，中國與英美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英國又受印度獨立運動的影響，幹涉西藏事務能力大大下降。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威信大增，駐藏辦在西藏的權威也提高了不少，時任駐京辦主任的沈宗濂本可施展拳腳，但國民政府下令“以無事為大事，無功為大功”。
1946年1月，無所作為的沈宗濂将駐藏辦的事務托付給主任秘書陳錫璋，自己前往南京，不再回藏。此後西藏強硬派徹底在地方政壇中占據上風，随着國民政府在内戰中節節失利，西藏當局借機于1949年7月再次上演騷亂，駐藏辦無奈撤離拉薩，從此成為曆史的過眼雲煙。
<h1>在台的“象征物”</h1>
國民黨退台後，實際所管轄範圍縮小，财政困難，行政部門開始大規模裁撤部門，但“蒙藏委員會”還是保留下來。當時僅僅有幾百名蒙藏人士跟随國民黨來台。毫無疑問，“蒙藏委員會”隻作為一種聊勝于無的象征物存在。
政知見（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在台期間，“蒙藏委員會”從事撫恤在台蒙藏人士、培育蒙藏青年、聯絡海外蒙藏同胞、進行蒙藏研究等工作。2011年台灣當局的“蒙藏委員會”提出“關懷蒙藏，連結台灣”，其蒙藏業務不僅涉及兩岸，還包括蒙古、俄羅斯聯邦境内的布裡亞特、圖瓦等蒙古族裔共和國。 據統計，目前台灣共有藏族人士120戶，約500人，六成為工廠勞工，謀生困難，處于社會邊緣，是以基本都是台灣“蒙藏委員會”服務關照的對象。而在台灣地區的蒙古族人士約有400多人。
2010年，台灣當局就準備裁撤“蒙藏委員會”，但由于“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并未廢止，緻使“蒙藏委員會”留存至今，如今，已經“高壽”近90的“蒙藏委員會”，可能又将迎來其生存與否的一道坎。
資料：
[1] 王入仕.蒙藏委員會變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3
[2] 陳立華.簡論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曆史作用【J】.中國藏學，2008年第5期
[3] 柳浩.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治蒙機構研究【D】.湖南師範大學，2013
[4] 魏少輝.20世紀40年代前期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涉外藏務調查研究【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 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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