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京兆堂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動态
這幾天我一直在看傅國湧的《史想錄》，看了一個星期才看完，比起看上一本書《江淮雁齋讀書志》來時間雖然少了很多，但其内容的豐富不亞于前者，隻是側重點不同。前者重在談書籍，後者重在談曆史，而且談的是中國近現代史，從清末到民國再到中國解放後的二十多年，即文革結束。我對中國這段曆史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這促使了我找這方面的書籍來看，總想一探究竟。未知，總能引起人們無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您說，是不？
嶽南的《南渡北歸》我看過，寫的非常好，作者耗費多年奔跑各地找資料求證完成的巨著值得大家一看，在這裡我就不多介紹了。而在《史想錄》中，作者用一句話概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們從中國解放之初的50年代到文革結束的二十多年裡被連根拔起，他們的命運不管對中國的教育，還是對中國的經濟來說無疑都是至關重要的。沒有知識，社會談何進步？
本書是根據作者十多年來在全國各地的學校、書店、電視台和一些公共場所的演講稿彙編而成的，所講内容具體又分散，但都沒有脫離中國近現代史的範疇，裡面的内容大多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我對曆史的真相渴求已久，此書瞬間便俘獲了我，讓我在這幾天沉浸其中，探求那段不為我熟知的曆史。看完之後，我用自己的思考和了解轉述幾個，供讀者參考一二。它們是：清朝的滅亡；五四時代；《大公報》；宋教仁死亡之謎。
清朝的滅亡。有着267年曆史之久的大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迎來了它的死亡，它的死亡好像早已注定，伴随着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兩位上司人在1908年的先後離世，人們似乎預感到了什麼，各地異象頻出，而隻有那些滿州權貴們還在歌舞升平中享樂，渾然不知。恰逢1910年和1911年連續兩年夏天暴雨不斷，各地接連遭遇水災，餓殍無數，災民無數。清政府本就國庫空虛無力抗災，加上謠言四起引發的社會恐慌和金融危機，以及清廷的滿族權貴對朝局的獨攬把控釀成的四川的保路運動，武昌兵變等等，還有執政者的無能，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清朝的這座大山瞬間土崩瓦解，不複存在。
“五四”時代。“五四”不隻是一次學生運動，更是一個時代的概念。作者把“五四”時代劃分在1914年到1925年之間，前後大約十年的時間。“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表面上不提倡文言文，宣傳白話文，實際上不是反傳統，而是要引入新思潮，讓人們從古代社會走入現代社會，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人們的學習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而是可以自由地找工作，如辦報館、學校、銀行、工廠、書局等等，人們逐漸走上了求真，求美的道路。同時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人才，文的方面有胡适、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藝術方面有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企業方面有棉紗大王穆藕初，紡織大王榮德生，民生公司盧作孚等；銀行方面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天津金城銀行的周作民等。遺憾的是，“五四”的黃金時代太短，專制的土壤太深，民國盡管隻有短短的38年，但卻造就無數的人才，它的教育模式值得我們現今的職業教育模式深思。
《大公報》，過去報界的标杆。《大公報》最初是由天主教人1902年在天津創辦的 ，後因經營不善1926年由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出資5萬元收購，由張季鸾和胡政之負責編輯出版，周恩來總理曾贊譽張季鸾為“文壇巨擎，報界宗師”。過去《大公報》的辦報理念是：不黨、不賣、不私和不盲。不黨，是不向任何一個政黨集團靠攏，就是獨立的，報紙就是要報道真實的新聞。不私，是說報紙不是私有的，報紙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因為是個人辦的就把它當作自家的東西。不賣，是不向任何利益集團屈服，不接受外來資本。不盲，是不盲從于公衆的輿論，不管民意如何喧嚣，報紙始終要保持自己的判斷，保持清醒的、理性的聲音，而不是跟着大衆的輿論走。作者拿邵飄萍和林白水舉了一個例子，說他們在辦報上一方面得罪了有權勢的人，一方面又收了人家的津貼，是以招來了殺身之禍。
宋教仁之死。1913年1月，一個陽光般的大男孩從家鄉湖南桃源出發到常德，然後坐船到長沙，再從長沙到武漢，順江而下途經安慶、南京、杭州、上海，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逗留幾日做精彩絕倫的憲政演講，沒想到在3月20日的晚上10點45分，在上海的閘北火車站，一顆子彈正悄悄等着他，子彈從後背斜穿右脅進入腹部，經搶救無效于22日淩晨近5點時不治身亡，年僅31歲。好友們勸說他路上當心以及他對自己防護的大意，最終要了他的命，進而也把一個新生的國家扼殺在搖籃之中。雖然最終查找到開槍的人武士英和他背後的應夔丞和内務總長洪述祖，但從相關的一些材料和證據來看，應夔丞和洪述祖是策劃之人，武士英是執行人，可下指令的是誰？洪述祖後面的人是趙秉鈞，趙秉鈞後面的人是袁世凱，可沒有直接證據指向他們二人，手槍上刻有的革命黨人陳英士的名字，使案件更加撲朔迷離，至今都是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