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京兆堂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傅国涌的《史想录》，看了一个星期才看完，比起看上一本书《江淮雁斋读书志》来时间虽然少了很多，但其内容的丰富不亚于前者，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重在谈书籍，后者重在谈历史，而且谈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中国解放后的二十多年，即文革结束。我对中国这段历史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这促使了我找这方面的书籍来看，总想一探究竟。未知，总能引起人们无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您说，是不？
岳南的《南渡北归》我看过，写的非常好，作者耗费多年奔跑各地找资料求证完成的巨著值得大家一看，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而在《史想录》中，作者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从中国解放之初的50年代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被连根拔起，他们的命运不管对中国的教育，还是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知识，社会谈何进步？
本书是根据作者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书店、电视台和一些公共场所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所讲内容具体又分散，但都没有脱离中国近现代史的范畴，里面的内容大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对历史的真相渴求已久，此书瞬间便俘获了我，让我在这几天沉浸其中，探求那段不为我熟知的历史。看完之后，我用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转述几个，供读者参考一二。它们是：清朝的灭亡；五四时代；《大公报》；宋教仁死亡之谜。
清朝的灭亡。有着267年历史之久的大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迎来了它的死亡，它的死亡好像早已注定，伴随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位领导人在1908年的先后离世，人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各地异象频出，而只有那些满州权贵们还在歌舞升平中享乐，浑然不知。恰逢1910年和1911年连续两年夏天暴雨不断，各地接连遭遇水灾，饿殍无数，灾民无数。清政府本就国库空虚无力抗灾，加上谣言四起引发的社会恐慌和金融危机，以及清廷的满族权贵对朝局的独揽把控酿成的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兵变等等，还有执政者的无能，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清朝的这座大山瞬间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五四”时代。“五四”不只是一次学生运动，更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作者把“五四”时代划分在1914年到1925年之间，前后大约十年的时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表面上不提倡文言文，宣传白话文，实际上不是反传统，而是要引入新思潮，让人们从古代社会走入现代社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人们的学习不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而是可以自由地找工作，如办报馆、学校、银行、工厂、书局等等，人们逐渐走上了求真，求美的道路。同时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文的方面有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艺术方面有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企业方面有棉纱大王穆藕初，纺织大王荣德生，民生公司卢作孚等；银行方面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天津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遗憾的是，“五四”的黄金时代太短，专制的土壤太深，民国尽管只有短短的38年，但却造就无数的人才，它的教育模式值得我们现今的职业教育模式深思。
《大公报》，过去报界的标杆。《大公报》最初是由天主教人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 ，后因经营不善1926年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收购，由张季鸾和胡政之负责编辑出版，周恩来总理曾赞誉张季鸾为“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过去《大公报》的办报理念是：不党、不卖、不私和不盲。不党，是不向任何一个政党集团靠拢，就是独立的，报纸就是要报道真实的新闻。不私，是说报纸不是私有的，报纸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因为是个人办的就把它当作自家的东西。不卖，是不向任何利益集团屈服，不接受外来资本。不盲，是不盲从于公众的舆论，不管民意如何喧嚣，报纸始终要保持自己的判断，保持清醒的、理性的声音，而不是跟着大众的舆论走。作者拿邵飘萍和林白水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在办报上一方面得罪了有权势的人，一方面又收了人家的津贴，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
宋教仁之死。1913年1月，一个阳光般的大男孩从家乡湖南桃源出发到常德，然后坐船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武汉，顺江而下途经安庆、南京、杭州、上海，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逗留几日做精彩绝伦的宪政演讲，没想到在3月20日的晚上10点45分，在上海的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正悄悄等着他，子弹从后背斜穿右胁进入腹部，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近5点时不治身亡，年仅31岁。好友们劝说他路上当心以及他对自己防护的大意，最终要了他的命，从而也把一个新生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最终查找到开枪的人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夔丞和内务总长洪述祖，但从相关的一些材料和证据来看，应夔丞和洪述祖是策划之人，武士英是执行人，可下命令的是谁？洪述祖后面的人是赵秉钧，赵秉钧后面的人是袁世凯，可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们二人，手枪上刻有的革命党人陈英士的名字，使案件更加扑朔迷离，至今都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