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日焰火》到《暴雪将至》：犯罪懸疑片為何鐘愛舊工廠？

工廠迷宮裡的黑色危險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誕生于正在解體的工廠生活本身。

《暴雪将至》劇照

勞工階級：從政治概念到職業身份

似乎在所有表現國有老工廠改制的電影裡，都要出現一個炸煙囪炸廠房的套路。2008年賈樟柯導演的《二十四城記》在成都炸了一次廠房，2011年張猛導演的《鋼的琴》在東北炸了一次煙囪，這回輪到了最近上映的董越作品《暴雪将至》。影片結尾處，在2008年的湖南，出獄後的前保衛科幹事餘國偉和一群老勞工們無言遙望遠處的煙囪轟然倒下、化為一片白煙。

不過，在《鋼的琴》中，炸煙囪的時刻正是一度失落的“勞工階級主體性”重新生成的時刻。老勞工們聯名寫信希望将煙囪儲存下來，退休工程師關于保衛煙囪的創意釋出會引來了大量老職工，“炸煙囪”讓他們為了保衛自己的曆史和記憶自發聚集在一起。煙囪延伸出退休工程師關于煙囪的長篇抒情，連帶出陳桂林關于如何在兩個煙囪上疊加創意、使之變成兩塊金條的奇情狂想，更召喚出關于社會主義國有工廠的集體情感。然而，在《暴雪将至》中，由于影片将故事的叙述者設定為一個在他人看來“這個姓餘的瘋了”的殺人犯，關于過去的記憶呈現出混亂與碎裂的狀态。當出獄後的餘國偉回到記憶中自己曾獲得1997年勞動模範的榮耀之地——工廠大禮堂時，看門的老大爺卻告訴他，保衛科效益不好，從來就沒人得過勞動模範，而1997年時大家都忙着各尋出路，更是根本沒有心思評什麼勞模。叙事者記憶的不可靠性在這裡被暴露出來。接下來，當失魂落魄的餘國偉遙望煙囪被炸毀之時，“炸煙囪”也就成了徹底的、無用的悼亡。觀衆甚至要問，這些圍觀炸煙囪的人是哪兒來的？煙囪炸了就炸了，人們也許停留駐足，為之感到傷感，卻不會因共同的記憶而引發任何重建“勞工階級主體性”的可能。因為，或許根本不存在任何足以讓老勞工們團結起來的“集體記憶”，記憶早已在風中消散。

在我看來，《暴雪将至》中勞工記憶的更大危機在于：“改制”和“下崗”不是作為一種外在力量突然降臨到原本充滿着集體主義氛圍的國有大廠之中，相反，在“改制”和“下崗”來臨之前，工廠裡早已分崩離析，早就“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保衛科的不少成員和小偷們勾搭成奸，勞工們想的是看熱鬧、去燈光球場跳舞、“花二十塊錢就可以随便摸”，甚至，就連餘國偉本人作為勞動模範代表講話時，他前半段說的是感謝廠上司和工友、要為我廠保衛工作做出更大貢獻，而後半段則突然轉成如何通過“奮鬥”來“活出自己的精彩”——這是典型的個人奮鬥話語，集體主義精神已經幾乎不再存在。而他對保衛和破案工作如此上心的原因，也不過是為了保住飯碗，最好還能上調到警察局，成為一名“事業編”的警察。

餘國偉并不屬于“勞工階級”，而是更接近于契诃夫筆下被體制和命運所捉弄的“小公務員”——不，他甚至更慘，是想當“公務員”而不得的、“編外”的“餘神探”（《暴雪将至》原本題為《編外往事》）。勞工階級曾經是一個政治性概念，但早在1960年代就呈現出轉變為職業性概念的征兆。在誕生于60年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電影《千萬不要忘記》中，年輕勞工丁少純受到開鮮貨鋪子的嶽母誘惑，不安于工廠勞動。通過他的父親、老勞工丁海寬的諄諄教導，丁少純最終重新産生了對于勞工身份的認同。其中值得玩味的一個細節是，丁少純認為，開鮮貨鋪子的嶽母與自己的老勞工家庭隻是簡單的“分工不同”。因而，和強調“無産階級覺悟”的父輩老勞工丁海寬相比，丁少純是從職業分工、而非階級覺悟的角度來認識自己崗位的。而當丁少純與作為模範的同齡工友季友良聊起工廠生活時，他們小時候最向往的是勞工們“夾着飯盒”、一亮出“卡着大鋼印”的入廠證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廠裡；等到他們自己成為勞工，最高興的事情則是“社會上承認咱倆是個勞工”。在這裡，勞動模範季友良和不模範的丁少純似乎毫無差別。在他們對于勞工身份的了解中，不見“階級覺悟”的蹤影，而是充滿了對勞工作為一種特權身份帶來的福利和社會認可的喜悅。對于年輕一代而言，“勞工”不再意味着“上司階級”，而隻是一種職業身份。不過，那個年代的“勞工”是值得豔羨的職業。正如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裡老勞工們津津樂道的那樣：勞工工資高，有汽水喝，有勞保手套發，困難時期每個月還能保證三斤豬肉。

工廠：曆史廢墟與黑色迷宮

《暴雪将至》中，大禮堂裡的看門老人對餘國偉說：“保衛科沒有效益，勞模從來不評給保衛科”。所謂“效益”意味着，生産效率的邏輯早就滲透到“勞動光榮”的邏輯之中。當市場經濟的大潮席卷而來，勞工不再是光鮮體面的職業，曾與之伴生的榮譽感也就迅速蕩然無存。在2011年的《鋼的琴》中，下崗勞工不是技能陳舊、跟不上時代，而是被重制為各顯身手的能工巧匠。這一點曾在《鋼的琴》上映時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高度評價。類似的是，在《暴雪将至》中，餘國偉也并不一直是兢兢業業的“預備公務員”。作為“神探”，他也有自己的自得一刻。當有人誇他一眼能看出誰做了壞事時，他會眯着眼、昂起頭、帶着得意說出：“沒辦法，就是這能耐”。然而，技能點的高超并不會帶來榮譽感和尊嚴感的重建，因為市場經濟逐漸取代了勞動與平等的原則。就像《鋼的琴》在以紅裙熱舞的抒情場景展現勞動過程的歡快之後，那架能工巧匠造出的“鋼的琴”依然無法讓陳桂林在孩子撫養權問題上勝過暴富的前妻。

于是，《暴雪将至》中的勞工記憶成了《鋼的琴》乃至《二十四城記》的反面。《鋼的琴》試圖重制國有大廠中勞工集體勞動的激情歲月，《二十四城記》講的是“成都，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讓我榮耀一生”——那是關于“三線”工廠的榮耀曆史。而《暴雪将至》講的更多是當榮耀和激情退去後的黑色一面。 電影裡，1997年的冬天有駭人聽聞的連環殺人案，還有男勞工在口角間殺死了自己的妻子，更有餘國偉一步步走向瘋狂。這讓老警察問：這個冬天怎麼了？

《暴雪将至》以發生在工廠周邊的犯罪為主要線索，2014年上映的《白日焰火》也是以老工廠作為犯罪背景。往前追溯，在50年代中國的流行電影題材之一“反特片”中，如何識破針對工廠的特務活動正是其中的重要表現對象。新中國第一部反特片《無形的戰線》中，女特務被安插進了東北的橡膠廠。1950年上映的《人民的巨掌》和1963年上映的《跟蹤追擊》則分别表現的是發生在煉鋼廠和發電廠中的特務破壞活動。工廠與犯罪題材的親和在于，工廠本身就是一座迷宮。對“迷宮”屬性的展現正是《暴雪将至》影像風格的迷人之處。影片中最精彩的一段，是餘國偉在工廠中追捕疑犯的情節。充滿着傳送帶、管道、鋼架乃至鐵軌和火車的工廠成為最好的藏身之地，也是處處隐匿着危險的所在。工廠周圍的生活區同樣也具有“迷宮”的屬性，穿着統一的藍色工作服和黑色雨衣的勞工們是迷宮中同質化的大衆，穿行于三廠交彙處尋找罪犯的餘國偉則是這座迷宮中的漫遊者。在這個意義上，電影使90年代已趨破敗的工廠景觀與波德萊爾筆下作為現代城市的巴黎有了相似之處。

事實上，這座看似沉默的、廢墟化的工廠，本身是中國特有的現代化過程的産物。自60年代中期起，在國際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将大量原本分布在沿海和東南地區的工廠遷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區，這就是“三線”建設的開端。由于“三線”工廠的勞工主要是外來移民，工廠内部往往形成了獨立于外部的小社會。《暴雪将至》雖然将背景設定為虛構的湖南長甯市，卻在影片中極少使用湖南方言，老警察也希望自己退休後可以回到北方老家，這些細節都在點出電影的時代背景。

“三線”工廠的内部是由中國特色的“機關制”組織起來的工廠生活。機關制來自革命時期的軍隊傳統，對機關職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各個方面都實行全面的供給制。正是這種高度組織化的“機關”帶來了工廠内部的高度秩序性。是以，在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中，工廠被外來的破壞力量偶然闖入，但陰謀總會被那遍布于工廠、永遠警覺、愛廠如家的勞工們迅速拆穿。而90年代的“下崗潮”帶來了“三線”工業城市生活的劇變，“機關制”下原本充滿秩序的生活瞬時土崩瓦解。1997年出版的《失業沖擊波——中國就業發展報告》（楊宜勇等著）引用了河南省總工會對于6000多名失業職工的調查，其中“有34%的職工靠節衣縮食和變賣家産度日，20%的職工靠親友接濟生活，4%的職工靠借款和撿破爛為生，3.3%的職工靠救濟金維持，有個别人甚至沿街乞讨”。——1997年正是《暴雪将至》中餘國偉下崗的年份。在這樣的經濟困境中，老工廠生活區附近的犯罪率提高幾乎是必然的。工廠迷宮裡的黑色危險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誕生于正在解體的工廠生活本身。

沒有結果的懸疑片

下崗勞工們從“上司階級”墜落，這使他們不僅在物質條件上、也在心理狀态上無法應對現實。曾有人讨論過東北鐵西區在“下崗潮”中的一個老故事。下崗後的一對夫婦生活十分艱辛，一日因為家裡拿不出給兒子買運動鞋的錢，妻子止不住抱怨丈夫，丈夫默默走向陽台，一躍而下。在這個故事裡，評論者看到的是曾作為“父親”的勞工階級在“下崗”後的符号性死亡。（劉岩：《記憶與生産——評電影<鋼的琴>》）而在《暴雪将至》裡，下崗前的餘國偉與燈光球場裡跳舞的女工有一場暧昧的豔遇，而下崗後的他卻不再觸碰燕子。下崗成了對勞工階級的“去勢”，是他們作為男性的符号性死亡，也是主體身份的徹底陷落。

記憶者的碎裂帶來了記憶的碎裂。隻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了解，為何同樣是發生在工廠裡的犯罪，五六十年代有着清晰結果的“反特片”到今天卻成了沒有結果的“懸疑片”。 “下崗”讓工廠勞工從集體化的“機關”中被甩出，成為遊走在“市場”中的零散個體。喪失了主體身份的勞工，隻能給出破碎的記憶片段，無法再擁有曾經在“勞工階級”的位置上所能給出的總體性視野。《暴雪将至》中曾作為“神探”的餘國偉不再全知全能。他間接害死了自己的徒弟和心愛的女人，抓兇手永遠功虧一篑，更被自己的命運所玩弄。他作為偵探的徹底失敗也是勞工階級的失敗。于是，在勞工主體性崩解的90年代，工廠生活的日常秩序一沖即破，工廠被卷入那無邊的黑色漩渦之中，再也無法逃脫……

隻是，當看到電影中餘國偉在下崗後拼命掙紮、人性扭曲以緻瘋狂，我也想起了自己長大的那個國有大廠生活區。和《暴雪将至》的取景地衡陽一樣，我的家鄉也是“三線”建設的基地之一，90年代因“下崗”和“改制”帶來的動蕩不安伴随了我的整個童年。正如東北黑社會的泛濫與下崗潮幾乎同步，90年代的家鄉也常常有飛車搶劫和殺人強奸的社會新聞，吓得我直到高中依然不敢走夜路。樓下的叔叔為了不下崗，在廠長家門口抱着瓦斯罐揚言自殺。他是以躲過了下崗，卻在後來轉型為私人企業的工廠裡因頻繁應酬而患上肝癌，如今已不在人世。鄰居家叔叔原本是工會主席，受不了改制後受雇于私人老闆的憋屈，因而出走外地，然後從腳手架上摔了下來，至今還是一瘸一拐。另一位叔叔想管教自己重度網瘾的兒子，卻被兒子指責：“你自己對着上司點頭哈腰，憑什麼對我就指手畫腳”。後來他也離開了效益每況愈下的工廠，五十多歲的人依然住在透風的工棚裡。集體活動的大禮堂也如影片中那樣被拆除，改建成了商品房。隻有高聳的水塔和煙囪還依然堅固，爸爸說：那是蘇聯人幫助建的，特别難拆。

而更多的父老鄉親在“下崗”後南下廣東，從“勞工階級”變為個體戶和打工仔，然後流散他方。如今，即便我想再次拼合一份有關工廠的回憶，也早已無從尋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