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探戈教室裡的舞蹈，成為了一種儀式，指涉了在末世浮世繪中，傾頹後的異化與瘋狂。
刁亦男導演拍攝的電影《白日焰火》，以一個頹廢的離職警察追兇案為主情節線索，展現了在東北後工業的沒落圖景下展示了一幅異化的群像，講述了吳志貞、張自力、梁志軍三人的愛情救贖故事。導演選取一種隔離式的旁觀視角，力求保有一種清醒的客觀感受，觀衆被放置“鬼魂”視點，成為了這幅末世浮世繪的偷窺者與見證人。
1.視聽語言:真實化與設計感
《白日烙火》在展現“追兇故事”時并未選取傳統黑色電影的陰暗懸疑影像風格，而是營造了一個神似《銀翼殺手》的後工業化沒落荒涼的視覺空間，以此達成了某種“末世”奇觀。而在對于空間的表述中，匠氣設計的視聽語言在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中遊移，力圖使觀衆理智地保有清醒。
其一，影片多采用大景别與靜态機位，在完整保有劇情沖突的同時，保證了觀衆與事件的旁觀距離，削弱了劇情沖突所帶來的影響力，打破了慣有的視聽語言典公式。例如在影片開頭警察張自力在抓捕理發店罪犯時發生的槍擊案，影像在除了槍支落下時的強韌特寫外，全程保持着一個固定全景機位，這從一種方面上消解了觀衆原本的觀影預期，反而使觀衆在看到沖突時更加意外，而這種沒有添加導演情緒強化的沖突，亦從某種程度上增進了影片空間真實感。
其二，影片在鏡頭構圖處理上非常講究，采用特寫時同樣為影片注入了一種超現實的隐喻感。例如在張自力與妻子做愛時交纏的雙手與被抛屍于煤灰上的殘肢交叉剪輯，增進了觀衆的期望值。同時，這種充滿匠氣的鏡頭設計極大地保證了“間離效果”。例如導演喬·懷特的《安娜·卡列甯娜》與韋斯·安德森的《布達佩斯大飯店》等一系列影片，均是以強化影像排程設計感而塑造出銀幕套盒的觀賞效果。隻不過在《白日焰火》中，這種處理更加低調，也更加節制。
其三，影片同樣強化音效功能，或在拍攝時畫框内僅展示部分局部動作，而以聲音的強化去升華觀衆的想象空間。影片大量采用了例如喝湯聲、踩雪聲、喘息聲等等，這些聲音作為環境的強化以及主角主觀感受的位移輔助畫面形成了解，并且在畫面景别與聲音來源的距離不對位時，同樣暗合主題撞擊了一種奇異的觀感，更加深了畫面的末世效果。在全景範圍下的畫面與特寫範圍内的聲音疊合，使觀衆的理性視角漸遠于影像，并加重了感性視角的聽覺沖擊，強化了空間氛圍。
2.影片風格：末世浮世繪下的“吸引力”
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藝術的本質”，而意味則是指這種不同于對自然物的美的情感，在《白日焰火》中，刁亦男同樣賦予了作品強烈的“作者特性”。影片中晦暗的色調，有距離的暧昧，傾頹的孤獨感與被異化的人物群像，構成了一個末世浮世繪，而其中破敗的樂園，擁擠的電車，後工業殘留的破敗廢墟形成了其種奇觀，直接訴諸于觀衆的注意力，以這樣一個獨特的時間與場所，來激起了觀衆視角上的好奇心。
影片将故事場域放置于沒落的東北工業城市，以一種空空蕩蕩的沒落，暗合了片中角色們的扭曲與異化，這種非健康的病态環境與人物故事形成了一種具有吸引力的“奇觀”，作為一種景觀提供了與當下國産文芝電影不同的絕望感。此外，影片也同樣以各種細節強化了《白日焰火》所在場的異化，例如做愛時的死蒼蠅，在旋轉的桔燈仰面發呆的老闆娘，走失主人的馬，這些異常的細節線索作為輔助場景、豐滿場景的工具，雖然沒有推進劇情的功能，卻作為背景因素诠釋了影片的核心“喪”感。
而在影片劇情層面，在簡單追兇故事下埋藏并主要叙述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内心閉塞，主角退職警察與洗衣工二人都作為大多數場景的“沉默者”。觀衆隻能通過窺探人物冰山一角來閱讀他們失語的狀态，拉遠了觀衆的距離，同樣也拉遠了角色間的距離，故而在某些場合，例如滑冰場外的親吻，與摩天輪上的擁抱，在末世感的渲染上提供了一種冰冷的暧昧，進而樹起了更強的角色隔離感。而在空曠寒冷的雪地裡，角色間厚重的衣服強化了無法觸碰的距離，不同于潮濕的南方，升騰的是一種疏離的冷漠。
3、叙事手段:身份的遊移
在“追兇”這樣一個故事架構下，同樣有着一個暖昧的愛情故事：被離職的警察張自力，在面離婚後的事業、家庭雙失敗困局内，成為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酒鬼，保衛科的工作實在比不上刑偵的工作具有冒險精神。故而在“追兇”故事表層下，裝載了張自力作為失敗者的“追回自我”之旅，而在這場“追回自我”的偵查中，他同樣不可避免的與吳志貞接觸，達成了一種保有距離感的暧昧。
在這場叙事中，張自力始終在警察與男人的身份間遊移，故事的懸念同樣也依托于張自力的身份抉擇，這種沖突也從側面展現了異化的冰山一角。而洗衣工吳志貞的故事則發生在一個又一個的解謎遊戲中，作為被探尋、解碼的角色，吳志貞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她的被動型人格同樣也加劇了這個人物的神秘感，當這種神秘感在暧昧與暴力下被拆解成為一朵惡之花，張自力的舉報位移為了一種情感背叛，位移為了一種自證自尊而舍棄情感的新型變異。
這或許也暗合了開頭的離婚場景：即張自力作為一個男性，當在面臨舉報與不舉報，同時也是自我證明與情感歸宿的抉擇時他最終選擇了前者。這種選擇是否帶有宿命式的統一，并同樣暗示了男性的自我牢籠？當然，影片給予了一個合理的選擇原因——罪人終須伏法，但在這之間，角色在身份中的遊移同樣沖突地暗合了後工業時代的孤獨、荒涼、冷漠感，探戈教室裡的舞蹈，成為了一種儀式，指涉了在末世浮世繪中，傾頹後的異化與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