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無論在史籍中還是在後世各種戲說正說的影視作品中都被演繹成一位庸弱的君主，這一特質在武後殘酷淩厲手段的映襯下顯得尤為明顯。《舊唐書·高宗紀》一上來就講他為人“寬仁孝友”，這對需要主威獨運的君主而言恐怕并不能算是贊詞。唐太宗早年曾考問他《孝經》中何言為要，李治答道：“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将順其美，匡救其惡。”這本是标準答案式的應對，太宗的回應倒頗有些深意：“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父親對李治的定位是善于“事父兄”的臣子，高宗的一生若有幸能做一位安靜的宗室親王，遠離各種政治喧嚣，大約更符合他的本性。
但最終兩位兄長李承乾與李泰圍繞着儲位兩敗俱傷的争奪，使李治多少有些半推半就地扮演起了本不屬于他的皇帝角色，《新唐書·高宗紀》“史臣曰”曾激烈地批評太宗立李治的選擇，言其“昧于知子”。在李治成長的宮廷背景中，有一個背景對他柔弱性格的養成或許頗有影響，之前的學者則多少都有些忽略。李治的母親長孫皇後雖然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賢後，但在貞觀十年（636）便英年早逝，年僅三十六歲，當時李治不過九歲，而他的兩位兄長李承乾、李泰都已漸次成年，圍繞着儲位的争奪已在暗自醞釀中。較之于兩位已成年的兄長，李治大約是真正感受到喪母之痛的一位，“哀慕感動左右”。另一方面，長孫皇後去世後，太宗一直未另立皇後，在這之後的十幾年中後宮中并沒有女主人，雖然史書上記有如徐賢妃這樣頗受太宗賞識的嫔妃，但太宗與徐惠的投契，恐怕更多是基于文學上的共同趣味，徐妃并不能取代長孫皇後宮廷領袖的角色。母親的早逝，年歲相差較大而且正忙于互相争奪的兄長，如果說少年李治生活在一個稍顯黯淡壓抑的宮廷氛圍中，恐怕并不為過。
那麼誰能填補少年李治生活中缺失母親的角色，難免讓人有了一些懸想的餘地。數年前曾讀到高宗保傅姬總持的墓志，透過志文格套化的語言，也能體會到高宗與她非同一般的私人情感，這點比讀一下太宗乳母彭城國夫人劉氏墓志便不難覺察（《唐代墓志彙編續集》貞觀039），于是撰文略作考釋（拙著《新見〈姬總持墓志〉考釋——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謀反的政治背景》，刊《唐研究》第十七卷）。文章草就後，陳尚君師告訴我在《唐語林》中載有高宗乳母盧氏，封燕國夫人，本是杜才幹之妻，因罪沒入宮掖，可惜沒有存留更詳細的記錄。在此之後，便對相關文獻一直有所留意，新近注意到兩位，可以補充前文的人物。
仇鹿鳴《新見〈姬總持墓志〉考釋——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謀反的政治背景》
一位來自新近刊布的劉默墓志（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編》），劉默本人生平并無多少值得一提處，但志文中雲其祖母齊國夫人，“即唐高宗大帝為藩後儲君時之阿保也”，是以得以蔭及其孫，“顯慶元年，敕齊國夫人孫慎言（按：劉默字慎言）可宣德郎。總章元年，敕齊國夫人孫慎言宜令事豫王”。而劉默祖父便是與姬總持公公李孝常一起策劃謀反的劉德裕，這位姓氏不詳的齊國夫人與姬總持一樣皆是受家庭之累被籍沒入宮，最後又因保育高宗的勳勞而重享富貴，并蔭及子孫。此外，劉默墓志雲父劉藏先後曆官将作少匠、司農、太仆、光祿卿、複州及撫州刺史等職，未受其父謀逆被誅的影響，也多少印證了我前文中的一個假說。貞觀元年（627）李孝常、劉德裕的謀叛，由于參與者多出身關隴的核心家族，甚至長孫皇後的異母兄長孫安業亦卷入其中，是以太宗亦無力窮究其事，僅誅殺了李孝常、劉德裕等首謀十二人，未廣泛株連，對這些家族在唐初的政治地位也沒有太大的影響，姬總持及齊國夫人能在宮中複起，與這一背景多少也有些關系。
劉默墓志蓋，武周聖曆三年（700）臘月十五日。
劉默墓志，武周聖曆三年（700）臘月十五日。
如果說姬總持、盧氏、齊國夫人三人皆是因罪沒入宮後，因緣際會成為高宗保傅，開啟了一段過山車式的人生，那麼第四位薛氏的背景及在高宗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則又相當的不同（關于薛氏的生平另可參讀陳麗萍《賢妃嬖寵：唐代後妃史事考》中的考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保留了一段蘊義豐富的史料，顯慶元年（656）：
二月，有尼寶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闱。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别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并四事公給，将進具戒。至二月十日，勅迎法師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
陳麗萍《賢妃嬖寵：唐代後妃史事考》
薛婕妤是隋代著名文士薛道衡的女兒，傳說薛道衡本人因“空梁落燕泥”的名句被隋炀帝嫉妒，進而招來殺生之禍。傳聞雖不盡可信，但河東薛氏薛道衡一支無疑在隋唐之際享有盛名，薛道衡、薛收、薛元超祖孫三代皆以文學見長，名重于世，因而所謂薛婕妤“妙通經史，兼善文才”雲雲恐非虛語。薛婕妤身份中更為特殊的一點是，她本是高宗祖父唐高祖李淵的嫔妃，故由其輔導高宗習學的安排隻有在高祖去世之後才可能實施。唐高祖于貞觀九年（635）五月去世，當時長孫皇後染疴已重，《舊唐書》本傳雲其“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惙”，在此背景下安排由薛婕妤來為少年李治講授經史，可謂意味深長。李治成年後雅好文藝，喜唱和，這在姬總持墓志、薛元超墓志中皆存有相關文字，不知是否與少年時薛婕妤的熏染有關。另一方面，根據唐初的慣例，皇帝去世後，其未生育子女的嫔妃将會離開宮廷，被安置在一所與皇室關系密切的尼寺中，這座尼寺則會被改為别廟，供這些先皇舊人聊度餘生。據記載唐高祖别廟位于長安的豐樂坊，本為證果尼寺，高祖去世後，改稱靜安宮。與一般嫔妃不同，薛氏因教授高宗的緣故，得以留在宮中，避免了青燈古佛了卻殘生的命運。
高宗登基後，封薛婕妤為河東郡夫人，給予了她外命婦的身份。這一内外命婦身份的轉換或許是為了給薛氏出入宮廷提供便利，畢竟在高宗成年後，薛氏作為先帝婕妤要想長期居留宮内，需要一個新的身份來塞住悠悠衆口。唯稍有疑問的是薛氏僅獲封三品郡夫人，未如姬總持、盧氏、齊國夫人一樣獲封一品國夫人，推測或是與其原來婕妤三品的品級相對應。數年之後，波瀾又起，薛氏請求出家為尼，顯慶元年二月，高宗特意安排玄奘為她受戒。尤可注意的是，高宗在宮内為薛尼建造鶴林寺，進而将她挽留在宮中，薛尼得以出家而不離宮，高宗安排的周到及背後的關切不難想見。而與薛氏出家幾乎同時，高宗的後宮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動，武氏在永徽六年（655）十月被立為皇後，次年正月廢陳王忠，改立武後所生李弘為太子，大赦，改元顯慶，薛氏恰恰在這一普天同慶的時刻選擇出家為尼，時間上巧合得令人生疑，而薛氏最終确實是以武後政敵的身份留下了在史書中的最後一筆。
影視作品中的李治與武則天
這一話題要從薛氏的侄子薛元超說起。薛元超，名震，以字行，其父薛收是著名的秦府十八學士之一。薛元超早孤，十六歲，補高祖挽郎。十九歲，尚和靜縣主，父子兩人皆與唐皇室關系密切。李治被立為太子，薛元超同時被任命為太子通事舍人，是高宗的藩邸舊臣，兩人年歲相若，私人關系極為密切。薛元超墓志（《唐代墓志彙編續集》垂拱003）記載高宗登基之初：“公之姑河東夫人，神堯之婕妤也，博學知禮，常侍帝翰墨，帝每謂曰：不見婕妤侄一日，即疑社稷不安。”可知高宗繼位初年，姑侄二人分居内外，對政事頗有影響。因為這一層關系，薛元超在永徽六年便被擢拜為黃門侍郎，當時不過三十二歲，薛氏對此亦頗為自得：“元超為黃門雖早，方高祖适晚二年。”衆所周知，高宗最後一次嘗試制衡武後是在麟德元年（664）密召上官儀草廢後之诏，不料被武後發覺，上官儀是以被誅。薛元超本傳及墓志皆雲其受此事牽連而遭流放，但對其中原因則閃爍其詞，“上官儀伏法，以公嘗詞翰往複，放于越嶲之邛都”。《冊府元龜》 卷九三三保留了一段更詳盡的記載：“初（上官）儀嘗為陳王府咨議，與王伏勝俱事梁王忠府。由是許敬宗構儀雲：‘與忠通謀。’遂下獄死，家口籍沒。于是，左肅機鄭欽泰、西台舍人高正業、司虞大夫魏玄同、張希乘、長安尉崔道默并除名，長流嶺南遠界，與儀結托故也。簡州刺史薛元超及姑河東夫人坐與儀交通，元超長流嶲州，薛氏削邑号，幽于靜安宮。”可知除了上官儀、薛元超外，卷入此事者為數不少，亦包括了薛氏。值得留意的是，薛元逾時外貶為簡州刺史，并未在朝廷中，亦與上官儀消息相通，或可推測高宗廢後之謀恐非臨時起意，之前曾有先期醞釀，至少可以證明上官儀與薛元超同為高宗的藩邸舊臣，一直過從甚密，以至于被武後視為同黨。另一方面，薛氏出家為尼後，也沒有遠離政治，利用其居于宮内的便利，傳遞消息。直到此時，迫于武後的威逼，薛氏才被驅逐出宮，軟禁在唐高祖的别廟靜安宮這一她原定的歸宿之處。此時距離高祖去世的貞觀九年，已過去了約三十年。
盡管遭此變故，高宗一直沒有忘記薛元超這位舊時知交，十餘年後終于有機會将其召回朝廷，拜正谏大夫，此時薛元超五十三歲，已步入暮年，其後曆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等要職。薛元超墓志中保留了一段高宗晚年展現君臣之間親密友誼的動人對話：
帝嘗機務餘，語及人間盛衰事，不覺凄然，顧謂公曰：“憶昔我在春宮，髭猶未出；卿初事我，須亦未長。倏忽光陰卅餘載。疇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唯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曆觀書記，君臣偕老者幾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謝曰：“先臣攀附，文帝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任以股肱。父子承恩，榮被幽顯，誓期煞身奉國，緻一人于堯舜。竊觀天儀貶損，良以旰食宵衣；唯願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
自古君臣之間始易終難，兩人自少年相交至白頭君臣，三十餘年間曆經沉浮，昔日良臣名将，多歸黃土，而此時武後已權傾天下，大唐社稷風雨飄搖，薛元超力勸高宗“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所針對的對象不言自明。久病纏身的高宗最終沒有能熬過武後，薛元超本人則因“帝疾劇，政出武後”，“因陽喑，乞骸骨”，雖沒有實踐殺身奉國的諾言，亦算得上不負君臣之義，最終死于武後臨朝稱制的光宅元年（684），時年六十二歲。
保母與皇帝或許是最微妙的主仆關系，雖然地位相差懸殊，但私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又難以完全斬斷。北魏前期為防止母後專權，推行過子貴母死的制度，但吊詭的是太子登基後，雖然生母已被賜死，往往改封保母為保太後代替之，甚至出現過保太後專權的局面。唐初或承其餘風，保母在政治上頗為活躍，受封為外命婦者并不鮮見，除上文舉到的，又如李承乾乳母封遂安夫人，中宗韋皇後乳母封莒國夫人，武後還撰寫過一部《保傅乳母傳》，可惜内容已不得而知。即便如此，像唐高宗那樣一位皇帝有四位保傅資料存世，仍可謂極為罕見的案例，盡管曆史資料留存多少受偶然因素的左右。透過這些隐沒在浩瀚典籍中的草灰蛇線，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在冰冷殘酷政治算計之外，窺見一位被公認為庸弱皇帝生命中溫熱的情感。
附記：李猛博士提示我注意到薛婕妤的事迹，并檢視相關材料，特此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