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稱為“印度國父”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出生于一個印度教家庭，19歲時，他冒着被開除種姓身份的風險，前往英國學習法律，從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後，他先是回到孟買當律師，卻因出庭時怯場而屢遭失敗，後來前往南非謀生。
雖然甘地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但由于他有色人種的膚色和外貌，在南非受到一連串的歧視與侮辱，民族自尊心及同胞經受的苦難，讓甘地開始否定他傾慕過的西方文明，他鍛煉出了從事公衆工作的能力，成為反歧視運動的領袖人物，從此以“非暴力合作”的甘地主義聞名于世。
年輕時的甘地與妻子
甘地的“非暴力合作”主義，以印度教的仁愛、素食、不殺生主張，融合了《聖經》中的仁愛精神和托爾斯泰等人的和平思想，主張非暴力抵抗。此主義的核心理論，認為愛是人的天性，真理的原則就是愛的原則，隻要調動起人們愛的天性，喚起侵略者良知，就可以讓侵略者放下殺人武器、讓統治者甘心情願給予奴隸們人權，其實，這完全是甘地對強權抱有幻想的表現。
盡管甘地的号召在印度赢得極大響應，但由于英國殖民者對反抗者的血腥鎮壓和印度人民的武力抗争，他還是不得不幾次公開宣稱中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印度最終成功獨立，雖然有甘地主義的因素在裡面，但更重要的是，以商業立國的英國維持遙遠的南亞次大陸統治的成本過高，英國人對土地和印度低效率的勞動稅收并不感興趣，而對利潤高的海洋貿易更重視，是以索性放棄了統治印度這一“虧本買賣”。
而自我感覺良好的甘地卻進一步向中國人和猶太人兜售他的“非暴力合作主義”，主張以精神對抗武力。
這個被丘吉爾稱為“化裝成東方苦行僧模樣”的“倫敦法學院畢業的善于煽動的律師”宣稱：“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壞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協。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靈來反對專制者的意志。隻要在這種人類法則指導下進行鬥争，哪怕一個人也能反抗非正義帝國的全部權力。”他認為凡參加非暴力抗争的實踐者都可以從内心得到喜悅，體會到美好，感受到自己變得強大。
二戰中，甘地寫公開信勸告捷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納粹，他贊揚投降的法國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拒絕做一場愚蠢的屠殺的幫兇”。
在丘吉爾公開演講呼籲群眾奮起反抗納粹時，甘地勸說道：“你們可以邀請希特勒和墨索裡尼随意征服你們的國家，征服你們被稱作屬地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跨上你們美麗的寶島，占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迹。讓他們任意占領吧，但你們決不可喪失心志”。
他還想說服被納粹關押的猶太人集體自殺，讓全世界看到希特勒的暴行，好引導輿論一起譴責希特勒，讓希特勒感到慚愧，喚醒希特勒的良知。
集中營裡的猶太兒童
這種站着說話不腰疼的态度引起了猶太人的憤怒和痛責，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寫信質問甘地，問他知不知道有一種叫做集中營的地方？德國納粹天天在這裡以各種緩慢和快速的殺人方法屠殺猶太人，要滅絕猶太民族，這些魔鬼從沒有心慈手軟過一次。并告訴他，精神力量是無法轉化為真理力量的。而甘地的回答是：反正猶太人要被納粹殺掉，不如死得更有意義一些。
當墨索裡尼入侵埃塞俄比亞時，甘地也積極發表聲明，敦促埃塞俄比亞人要“任人宰割”，因為甘地認為，任人宰割的結果比反抗效果大……
1940年，甘地再次提倡暴力不合作運動，要求印度人不當英國人的仆從軍，不幫英國人打仗，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長的戴季陶應英國政府邀請出訪印度，在與甘地會面時，介紹了中國的抗戰形勢，而甘地卻再出驚人之語，要求中國停止抗日。
南京大屠殺紀念碑
甘地提出了一張“和平藥方”：“不管怎麼說，中國不是在實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對日抗戰，說明中國從來沒有非暴力意願。說它隻是自衛，從非暴力原則來說，這不是理由。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适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着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這些荒唐透頂的主張，是非常符合外國統治者、侵略者胃口的，如果中國人真的服下這劑藥方，放棄對日寇的抵抗，除了亡國亡種外，不可能有第二條出路。
日本侵略軍中的印度僞軍
事實上，當時印度獨立的政治主張非常多樣化，與甘地并稱印度獨立英雄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還帶了九萬印度僞軍投靠日本人，試圖靠日軍提供的軍火和法西斯陣營的支援，來對抗印度境内的英軍，戰後，鮑斯的畫像卻與甘地的畫像一起懸挂在印度國會裡，直到現在。
參加“大東亞共榮會議”的鮑斯（右一）
而二戰後，東南亞的民族國家紛紛獨立，大多數是靠激進的武裝起義和失去平衡的國際政治環境才成功的，是以，甘地主義并不是一個經受過嚴格實踐考驗的政治主張。甚至，很難說他到底是不是為了給印度獨立增加讨價還價的籌碼，給二戰中的英國軍隊增加壓力，才有這些奇葩說法。
投靠納粹的鮑斯
更何況，崇尚軍國主義、提倡武士道的日本侵略者是帶着“海外雄飛”的決心來武裝占領中國的，他們積累了近百年的力量，要死死抓住這“千年一遇”的登陸良機，妄圖在中國大陸實作全面統治與殖民，當時，從天皇到百姓，都認為侵略有理、侵略有利。
在這種情況下，甘地還想勸說中國人采用“非暴力合作”，那完全是把中國人當成魚肉送到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是要求中國人當奴隸。幸好，中國軍民對甘地的這種荒謬透頂的言論不屑一顧，1945年，在中國人不屈的抵抗下，日寇的侵華戰争徹底破産。
在聖雄甘地的墓碑上，刻着一段英文，稱毀滅人類的七件事是：
1、沒有原則的政治；
2、沒有犧牲的崇拜；
3、沒有人性的科學；
4、沒有道德的商業；
5、沒有是非的知識；
6、沒有良知的快樂；
7、沒有勞動的富裕。
這七句話說得振振有辭、十分在理。在坐而論道這件事上，甘地确實是個高手，不愧其大英律師的教育訓練經曆，但也如這些碑文所說，他是個荒唐的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缺少人性的理論家，他主張的“非暴力合作”，是以無辜者的血流成河去喚醒侵略者内心本已缺失的慈悲，想感化強權者，希冀于強權者的憐憫和良知重生，來實作和平。
晚年甘地與侄孫女相伴
如果人性真的如此簡單，就不可能出現那麼多罪惡，如果和平真的如此容易實作，就不會有那麼漫長的人類戰争史，隻有讓侵略的成本變大、犯罪的懲罰加重，以戰止戰，才能制止貪婪者的殘忍與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