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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過1.2萬億基建法案将造就美國曆史上另一個“胡佛大壩”

拜登不是另一個羅斯福而是另一個胡佛。美國目前的情況并不比“大蕭條”前期好多少,美國需要再出一個羅斯福才能擺脫困境、重振美國,可惜拜登隻是另一個胡佛,因而美國将避免不了衰敗的命運。

美國通過1.2萬億基建法案将造就美國曆史上另一個“胡佛大壩”

目前美國的情況并不比“大蕭條”前期好多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情況更糟糕,因為危機并沒有完全爆發出來,而是在溫水煮青蛙。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經濟進入了“大緩和”時期,在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大停滞”時期。

日本經濟在三十年前開始陷入長期停滞,歐洲經濟在08年以後開始陷入長期停滞,西方的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已經有兩個陷入了長期停滞。西方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随着美國經濟内在沖突的不斷激化,美國經濟也終将不可避免地會陷入長期停滞。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的表現之是以要好于歐洲和日本,主要得益于美國的金融霸權、科技霸權和軍事霸權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美國的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利用其霸權地位對他國進行大肆剝奪的基礎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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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之是以陷入“大停滞”而不是“大蕭條”,這當然得歸功于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雖然使得西方避免了再次陷入“大蕭條”,但是卻無法使得西方避免陷入“大停滞”。他們忽視了凱恩斯的點撥,凱恩斯曾指出,我們生存在其中的經濟與社會的主要缺點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在财富與所得配置設定方面的不公平。“故若現在采取步驟,重新配置設定所得,以提高消費傾向,則對于資本之生長大概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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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

因凱恩斯主義面對“滞脹”問題時無能為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遭到西方的抛棄,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不過在九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又出現了回歸。然而,終究西方還是沒把問題搞明白,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大蕭條”産生的根源在于社會貧富差距懸殊,資本收入比重過高而勞動收入比重過低,導緻社會經濟出現了嚴重的生産大于消費的沖突。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面臨普遍“滞脹”的根源在于福利相對過度,勞動收入比重過高而資本收入比重過低,導緻社會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消費大于生産的沖突。

凱恩斯主義的擴大有效需求的辦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消費需求的不足,促進經濟增長。在“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在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又在大力推進福利國家建設,收入配置設定得到顯著改善,生産大于消費的沖突得到很大緩解,因而在“二戰後”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進了一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二戰”以後,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速度長期要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終于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福利過度,導緻勞動收入比重過高而資本收入比重過低,進而導緻社會經濟出現消費大于生産的沖突,因而西方國家經濟普遍出現了停滞、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的局面,即所謂的“滞脹”。

用凱恩斯主義來解決“滞脹”問題當然會無效,因為社會經濟本身是存在消費大于生産的沖突,此時再擴大有效需求,這相當于火上添油,隻會導緻消費大于生産的沖突更進一步激化。

面對“滞脹”新自由主義給出的藥方是,減少政府幹預、減少需求管理、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改革福利制度、私有化、等等。減少政府幹預、減少需求管理避免了火上添油。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改革福利制度、将國有企業私有化,等措施有利于擴大資本供給和勞動供給。減稅有利于擴大資本供給,削減社會福利、抛棄福利國家制度有利于擴大勞動供給和資本供給,将國有企業私有化也有利于擴大勞動供給和資本供給。因為有許多國有企業承擔了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的作用。

提高社會福利水準、提高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工資的邊際效用将會減少,因為邊際效用遞減。工資的邊際效用減少,在一定實際工資水準下,勞動者所願付出的勞動将會減少,勞動者付出一定勞動所能獲得的實際工資将能得到提高,勞動收入比重将得到提高。反之,勞動供給将會增加,資本收入比重将得到提高。

美國通過1.2萬億基建法案将造就美國曆史上另一個“胡佛大壩”

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擴大了資本和勞動供給,有效緩解了因過度福利而産生的消費大于生産的沖突,因而“滞脹”被消除了。

随着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持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又出現了生産大于消費的沖突,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又得到了回歸,但新自由主義對西方的影響已經深入到了骨髓裡,凱恩斯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産生了一些不倫不類的東西。

随着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西方國家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入了“大緩和”時期,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不斷降低,利率不斷降低,通貨膨脹率不斷降低。現在西方國家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三低”,即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這明顯是生産大于消費沖突的表現。

随着西方國家制造業的不斷向外轉移,生産過剩的問題不再顯現,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收入配置設定嚴重不平等所産生的問題,可由此造成的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問題是無解的。

日本和歐洲通過稅收調節過高收入,甚至都掩蓋了勞動與資本間收入配置設定的嚴重不平等。日本經濟“失去的三十年”背後,是實際工資水準的不斷下降。實際工資水準下降,比勞動收入相對增長緩慢對消費所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的工資增長也基本陷于停滞。工資增長長期停滞甚至是負增長,科技進步、勞動生産效率提升所多創造出來的财富去哪兒了?不是被本國資本攫取了,就是被外國資本攫取了。

美國利用其霸權地位,主要是金融霸權地位暫時避免了陷入“大停滞”。美國利用其金融霸權,通過發展債務經濟模式,從他國擷取了大量的不勞而獲。

幾十年來,美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是由少數富裕階層的收入增長所支撐的。社會貧富差距愈是擴大,美國對債務經濟模式的依賴性就越強,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就越弱。随着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美國經濟大廈将會轟然崩塌。

近期美國衆議院通過的1.2萬億基建法案是在拜登政府的不斷妥協下,多次削減支出規模後,才艱難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的。

今年3月,拜登提出了這項基建計劃時,當時計劃的投資規模高達4萬億美元。然而,共和黨對這一方案大為不滿。雙方在國會一番拉鋸後,白宮先是把方案縮水到2.3萬億美元,又被迫縮減到1萬億美元左右。

該法案計劃為現有聯邦公共工程項目提供資金,同時在5年内新增約5500億美元投資,包括公路、橋梁、公共交通、鐵路、機場、港口和航道等,改善電網和供水系統,在全國建設電動汽車充電樁等設施。

每年一千多億美元的新增基建投資根本不足以對重振美國經濟産生重大作用,最終所産生的效應很可能就是相當于另一個“胡佛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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