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旦：曆史學的想象力：在事與叙之間

因了報刊史的興趣，近幾年連帶着涉獵一點中國史學，九牛一毛都算不上，更甭提什麼登堂入室。好在報刊史和中國史，屬同一個家族，由此及彼，遂生出些許感觸，也算是對自己在史學學習過程中的一點反思，當然主要是針對報刊史。不一定能說到點上，但也希望不是太離譜。

明眼人一看便知，标題非原創，襲之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力》。看中這個題目當然與我的感觸有關，或者更可以說，米爾斯的“想象力”對我多有刺激。是以，就從米爾斯所謂的“想象力”開始：

他們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幫助他們利用資訊增進理性，進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這種品質……可以稱之為社會學的想象力（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象力》，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頁）。

特别喜歡“心智品質”幾個字，那就意味着“想象力”是一個人内在的修為，是一種關懷人、關懷世事的氣度，是一種“身在此山”，而又能由此及彼，在“遠近高低各不同”中辨認其“面目”的眼力，不是現在人們熱衷的技術、政策或者方法。米爾斯試圖用這樣的“想象力”，架接起個人與時代，是以他接着說，這種“心智品質”實際上就是指這樣一種轉換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并觀察二者間的聯系。”（同上，第4頁）關于曆史研究，傳統稱“述而不作”，目今流行洋派的“叙事”，背後的話語系統和語境相異，甚至在史觀上兩分對立，難以捏在一起，但都涉及依托史學的兩個根基：事與叙或述［在後現代史學中，這個“叙述”遠不是“述而不作”中的“述”可同等視之（關于叙事可參：robertf.berkhofer,jr.，邢立軍譯：《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曆史》第二章，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托波爾斯基則以“變動性叙述”與“結構性叙述”予以區分（李劍鳴：《曆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44頁），這裡暫且抽空了使之放在一起談］。由此，在史學中讨論米爾斯式的想象力———個人與社會的轉換能力，自然也就在事與叙／述之間。

許是與事相關，史料在史學中可謂是“三千寵愛于一身”。雖然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說，終因過于極端而今應者寥寥，可史料在史學中的獨尊地位并不受此影響。言必稱史料，在我的印象裡，幾乎是治史者的本能反應。這充分展現了史學的基本要求和訓練，同時也是史學獨樹一幟之處，發揚光大仍是其題中之義。

關鍵在于，史料者，顧名思義，應該是與史相關的材料，換句話說，它總是與研究者自身需要解決的問題———亦即研究者所要述或叙的“曆史”相關，沒有後者，自然也談不上什麼史料。基于此，叙者或者述者必須要圍繞自己的問題，從個人、社會、事件、場景等等的千絲萬縷中，對之進行必不可少的評估和考定。文獻資料以及事件本身不構成曆史，“隻有對于那些集中思考過或将集中思考它們的人來說，它們才是或将是曆史”（克羅齊：《曆史和編年史》，載湯因比等著，張文傑編：《曆史的話語：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410頁，引見400頁）。王爾敏先生所言甚是：“史料非有意而存在，正為世界上各類人物活動，并無人存心将其活動供作史料。換言之，人之生平事迹萬殊，全非有意為曆史做準備，且從來不能确知在扮演何種曆史。後人所見而稱為史料者，實出于先人無意遺留，後人加以命義而已……”“世間沒有所謂自然存在之史料，凡一切資料俱必通過史家之覺識與命義始具史料意義與功能。”（王爾敏：《史學方法》，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34頁）史料如此，史家所崇重的事實也是如此。從知識論角度，按金嶽霖先生說法，“自然”與“事實”本就不是一回事。“自然不必在‘事實上’為我們所經驗始成其為自然，而事實一定要‘在事實上’為我們所經驗才能成為事實。事實的材料是自然或自然的項目，可是假如這項目不是實實在在地在經驗中，它隻是材料而已，我們不能承認其為事實。我們要求自然項目在經驗中，我們才承認其為事實。”（金嶽霖：《知識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69～770頁）當史學猶如新聞一樣，口口聲聲要“用事實說話”時，事實一定是經曆過叙者想象力的浸染，否則也沒有事實，就像沒有史料一樣。

倘以此論，真僞、充足與否，還隻是觸及史料運用的表層，更重要的是要考問史料與所要研究的問題的關聯。這也就是說，當治學者準備去尋找并搜集史料時，首先就應具備米爾斯要求的那種“心智品質”———想象力，“應該包括對一系列公衆論題和私人困擾的明确關注”，“應該開啟對環境與社會結構間因果關系的探求”（《社會學的想象力》，第139頁）。是以美國學者費希爾認為，“史學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學科。某個人（或任何人）若提出一個關于過去事件的無預定答案的問題，并按照解釋範式的形式來安排挑選出來的事實，以回答這個問題，他就是一個曆史學家”（轉引自李劍鳴：《曆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第249頁）。然而，就我目前所接觸的一些狀況或者所看到的成果，似乎能明此理的并不多，最缺的恰恰就是這種由問題到材料從材料到史的轉換能力。一說研究曆史，第一反應就是到資料室圖書館裡轉悠，或拍照，或影印，或抄寫，忙得不亦樂乎，好像唯有如此，才像一個作“史”的，可最終也不清楚究竟打算作什麼。于是所謂的文章，基本就是看菜下飯，有什麼資料寫什麼文章，是資料決定文章。衡量選題的最重要依據，如果不是唯一的話，就是是否已經有人寫過，還美其名曰填補空白。在這樣的所謂研究中，除了有“事”無叙，不可能有其他的結局。研究者或如不會裁剪隻會踩線的師傅，随手把布片連綴一起；或如擺攤的攤主，五顔六色層層疊疊，“曬”出一堆“無史之料”。“從四面八方堆砌證據，中間空地就是重大發現，真令人徒歎史家神通廣大。”（王爾敏：《史學方法》，第137頁）

當然，如此這般的“烘雲托月”，在史學中是等而下之，大多人也能有所意識。頗能遮人眼目甚至有誘惑力的倒是另一類，即以說“事”為要。不少的文章或者研究，從其開始到結束，就是極力把某件事說清楚。說事，成為研究追求的最高目标。暫且不提所謂的“建構”，就一般意義而言，應該承認，不少文章對于一件事确實是說清了；同時也應該承認，把已經過去的一件事通過材料的搜集使之輪廓明晰并展現在衆人面前，并非易事，不花費一定心血也是辦不到的。從表面看，此種就事論事式的研究也很是史學，既有事又有叙／述，符合史學的規範。也許正因如此，不少人，包括年輕一代的研究所學生，均汲汲于此頗為自得，以為自己入了正道。其實究其本質，此類東西仍不過屬于章學誠所稱的“史篡史抄”（轉引自餘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頁）一類，算不上史學。因為我們不知道為何要說這件事，也不明白說者為何要這樣說這件事，進而也就鬧不清說清這件事與“史”究竟有何關聯。米爾斯很是不客氣，認為這種研究路徑本身就是“愚蠢”的，因為在“有充分理由相信小範圍的細節研究不管得到什麼結果，都有助于啟發我們解決或闡明結構意義的問題之前”，就開始動手了（《社會學的想象力》，第71頁）。從後現代的語境，米爾斯的“結構意義”似有結構決定論之嫌，但無論如何，要求在研究以前，對于個人與時代、事件與意義，史料與史必須有“想象”，有勾連，是完全正确的，就方法論而言，也是曆史叙事難以避免甚至不可缺少的“語境主義”（robert f.berkhofer,jr.，邢立軍譯：《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曆史》，第52～61頁）政策。孤立地為說事而說事，即便不是“愚蠢”，至少也是盲目。往大了說，其最高的價值，也不過給未來相關的研究提供一點整理過的材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趨向具體事件的做法似有蔓延之勢，尤其是出于對革命史學宏大叙事的反撥，加之後現代史學的影響，于是專注具體和微觀，研究的意義被細微末節的求新所替代。巴拉克勞曾批評道，“正如老的實證主義者認為‘曆史的事實’一旦為史家收集，就會無形中嵌入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看法，最後證明是一種假象一樣”，目前存在着另一種危險，史家們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支離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費掉，無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終的成果”（轉引自林同奇：《“中國中心觀”：特點、思潮與内在張力》，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曆史》，中華書局2002年版，譯者代序之第13頁）。

如果說是因了“史料主義”和“事實主義”之故，使之信奉曆史就是事實“集合而成”，于是“永遠辛勤地鑽牛角尖”（王爾敏：《史學方法》，第134、140頁），隻知所謂的“史料”或者“事實”，那麼，用所謂的後現代史學來解構，實在也有點殺雞用牛刀。撇開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不說，此類研究連“知人論世”都沒有做到，可見離我們自己的傳統也已甚遠。章學誠說：“學又有至情焉……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轉引同上，第136頁）這個說法足可稱為中國版本的“心智品質”，與米爾斯的“想象力”有了幾分親近，隻是這些好像已成古董，今人即便沒有抛棄，大多也是漸行漸遠很是生分了。蔣廷黻曾把這種拘泥于小事的研究态度，比成熟讀《漢書》中的每一字句，卻是不懂得漢代曆史（同上，第135頁）。以此推義，就是名目上是研究史，實際上卻是不知曆史，這真是天大的悖謬。

缺少“想象力”，落得個作史不知史，從根子上自然可以追溯到史觀。由于諸如此類的省思、讨論實在已是很多，沒有必要炒冷飯。從“事”與“叙”的關系，倒是想說幾句“論從史出”。

中國的史學論文或專著，目前所通行的，基本就是“原因、過程、結果、意義（或評價）”（羅志田：《乾嘉傳統與九十年代中國史學的主流》，《開放時代》2000年第1期，第104頁）。這樣的四段式，也就是“論從史出”。由于淺陋，不知此語最早出自何處，從史學規範看，這對于防止意念先行，以一己之見閹割史料、強奸史實，無疑有重要意義。但是，此語也有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誤解，以為“論”就是由史料或史實排列自然而生，形成米爾斯所言的“砌磚成牆”（《社會學的想象力》，第69頁）之奇怪念頭。當然，如果這個“論”，指的僅為就事論事般的歸納，而不是學術或者理論亦即“曆史”層面的意義概括，則又另當别論。

客觀性是否過時，成為一個“那高尚的夢想”（彼得·諾維克著，楊豫譯：《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曆史學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仍可仁智互見，曆史需要解釋，則已是沒有異議。既是叙或述，就不能沒有叙或述的邏輯結構，是以，在史學研究中，事實大體可以确定，事實的意義則是因人而異。史學中既有主觀因素，也就永遠沒有辦法寫出最後的定本（餘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第91頁）。不同時代曆史的變化，不僅僅是由于引入了新的事實和資料，“還由于人們的興趣點和現在人們建立記錄的架構發生了變化”（《社會學的想象力》，第156頁），亦即叙述結構有了變動。柯文通過對研究中國的三種主導範式的概括，證明了“每一世代的史家都得把前一世代史家所寫的曆史重寫一遍”，因為“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問題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的”（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曆史》前言，第41、48頁）。任何一個史家從事某個人物、某個事件甚至某段曆史的研究，總是與之對“過去能了解多少與他們在總體上如何了解曆史”（robert f.berkhofer,jr.，邢立軍譯：《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曆史》，第52頁）聯系在一起，是以，史家從研究一開始就必然有自己的想法或者預設的起點，否則，壓根就無法動筆。中國傳統學術中要求“考據”與“義理”并重，換成現在的說法，“即在掌握翔實可靠的史料的前提下，參照一定的理論和概念來闡釋史實的意義，以求得史識”（李劍鳴：《曆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第138頁）。由此，曆史是需要理論的，哪怕是史料的開拓和采用，都離不開理論的觀照。如果沒有新的理論以及史觀的變化，何來西方的“史料之革命”（徐善偉：《當代西方新史學與“史料之革命”》，《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2期，第84～97頁）？米爾斯把史學稱之為是“人文學科中理論性最強的行業”（《社會學的想象力》，第156頁），并非沒有道理。“論從史出”，不是“史實”或“史料”的堆積就天然形成“論”，更不是先有“史”後必有“論”，實與史家本身所具有的理論眼光以及在研究中的運用密切所關。“問題”與“主義”本來就是親密無間不可分，沒有“主義”肯定沒有問題。我曾打過一個比喻，就像色盲的人看不到豐富的顔色，一個沒有理論及其運用能力的曆史學者，試圖能“論從史出”，純粹是天方夜譚。中國史學界狀況如何，我沒有發言權。在新聞傳播領域，研究新聞史者理論最弱，确是一個事實。既然如此，隻有“事”沒有“叙”，堆砌“無史之料”就是必然。“他們也許可以為撰寫曆史提供材料，但他們自己不能書寫曆史，他們雖可以以此自娛，但他們不能如實記錄。”（同上）

當然，我們還需注意另一現象。如果暫且撇開中國史學的“革命”或者“現代化”叙事範式，從上世紀60年代的年鑒學派開始，史學遭受社會科學的挑戰并逐漸向社會科學靠近（格奧爾格·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曆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遺風，在近些年的中國似有了更多的回響，社會科學理論或者架構在史學研究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運用。楊念群先生看到的“和十幾年前相比，目前中國史界中似乎誰都會說上兩句哈貝馬斯或者福柯的語詞”（楊念群：《引言：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中華書局2007年版）之現象，也許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這一點。當然，史學本身生長不出太多可以用于分析的理論和概念，學習和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既是史家理論修養養成的必經之路，也是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取徑。

從“叙”與“事”的關系看，理論運用的自覺性，事實上也就意味着對于“叙”的自覺。這不是什麼壞事，并且多元的理論取向，勢必給史學所确立的問題、研究和意義的解釋帶來豐富多樣的氣象，近些年史學的研究狀況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恰如在“革命”史學中常常把唯物主義簡約化概念化，在目前的史學研究的理論運用中，陷入了米爾斯所謂的“抽象經驗主義”（《社會學的想象力》，第61頁），即：不是問題需要理論和方法，而是方法或者理論決定了問題。于是削足适履，以史料印證理論，用架構規範證據，進而“淪為社會科學婢女”（呂建榮：《導讀：與文學共枕的曆史學》，林·亨特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麥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頁）也不少見。當“日益習慣運用現代社會理論構築的‘規範’去培育出我們的‘問題’時”，其代價是“曆史豐富性”的呈現在“高速度地消退”；當“問題意識”被強行歸納群組合進理論脈絡或學科類别時，曆史的動态感被絞碎而重新排列，“最後抽縮成一串串幹癟的曆史教條”（楊念群：《引言：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

狄爾泰拒斥社會學固然不可取，但他以為，科學與曆史學等人文學科不同，前者是從外面來解釋，後者是從内部來了解；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使用的是因果關系詞彙，而人文學科學者則用“經驗”來說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鵬、胡秋紅、吳修申譯，劉北成修訂：《曆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則是有理由的。不是說社會科學不需要經驗，隻是他們把經驗作為論據，以此對規律、特征做出理論解釋和概括。曆史學中的“經驗”，是構成“曆史”的一個部分，是研究者對于自己研究對象的感受和體驗。如果用理論代替了經驗體驗，以“叙”代“事”，這就不是曆史。楊念群先生提出“感覺主義”，以“感覺”而不是“概念”去印證一個動态的世界，道理也在于此（楊念群：《引言：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

在理論運用中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對于理論采取輕蔑和任意的态度，其主要表現就是無需知道理論的來龍去脈，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理論基本就是一個影子，沒有任何分析或者解釋的作用，更甚者是亂用誤用還不自知。就近些年以“新聞專業主義”來研究曆史上的某些報紙或者報人為例，大多都不是先細究這一概念之所由來，其包含的不同意義次元，與中國報刊實踐的契合度，唯一所做的，就是用這一概念來分類，然後按照既定的邏輯，舉證證明某某是“新聞專業主義”或者不是。如果說這還隻是新聞史學界的問題，那麼，“報刊輿論”幾乎成為史學界論述報刊必不可少的術語。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事先對這一術語加以讨論或者界定：究竟是指漢語中的“輿論”，還是“public/opinion”意義上的公衆意見———輿論？報刊輿論指的是報道還是意見？報刊如何能有“輿論”？報刊的意見表達是否就是輿論？為什麼？如果是，屬于誰的輿論？再順此展開一點，現在利用傳播學理論研究并寫作曆史的論文或專著的，也不在少數。可是大多隻知一點皮毛，即便是這點皮毛，也是有名無實。比如用拉斯韋爾的“五Ｗ”來建構研究的思路和架構，在我看來不僅沒有必要，簡直是多此一舉，充其量不過換了個說法。至于這“五Ｗ”的前因後果，産生的語境，主要的目的和與之相關的研究可能等等，可以看出是所知甚少。近些年，一些史學專業出身的博士，陸續加入新聞傳播領域，從事報刊史教學和研究。至少到目前為止，就我眼光所及，他們對于新聞或者報刊，仍然陌生之至。他們當然在做報刊史，但做的是“曆史的報刊”而非“報刊的曆史”（黃旦：《報刊的曆史與曆史的報刊》，《新聞大學》2007年春季号，第51～55頁），原因就在于他們不了解新聞傳播的理論，由此也就不知道如何提出新聞傳播或者報刊自身的問題。隔行如隔山，也許可以作為辯解的一個理由。問題是，他們不了解的并不僅是新聞傳播理論，而是看來對所有的理論都是所知甚少，可以肯定，沒有讀過幾本理論書。不懂卻不能不用，于是隻有依憑“想象式”，以自己的印象，見詞起意，人雲亦雲，信手亂按，就是不願對某一理論的涵義、産生的語境、針對的問題、解釋的限度等等，稍微做一點深入了解。

杜贊奇在讨論“市民社會”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運用于中國曆史時，特别告誡要注意這個概念在叙述結構上的多層次，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客觀主義的術語。首先要問的不是是否可以用，而是應該讨論“源于啟蒙運動的解放叙述結構的市民社會之類的歐洲曆史範疇與中國的相關性”，然後是要聯系曆史人物為了推動向某一方向發展所運用的有關市民社會的叙述結構，最後是為何市民社會在中國并未壯大，其原因何在（杜贊奇著，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頁）。通過這樣的連續發問，才有可能掌握這個概念的曆史與中國的曆史，才有可能比較準确地揭示其面目。我們的治史者有多少具有這樣的意識，或者在用某一理論之前問過類似的問題？有多少人不是把理論作為一個無曆史的“客觀主義術語”？在這一點上，治史者遠遠不如社會科學研究者。治史者對史料有一種過分的自戀和優越感，對理論則缺少起碼的熱情和敬畏之心。理論應用上的無知和輕慢，與史料采擇的重視與細心，形成極大的反差。“曆史學家在采用一些概念來考察往昔社會時，他們的用法常常是非曆史的，或是去曆史化的，是以他們會經常犯時代誤置的錯誤。”（布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鄧正來校：《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頁）把曆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比喻成是“聾子之間的對話”有點言過其甚，但由于被各自不同的職業所規訓，進而養成“各自的語言、價值、心态和思維方式”，而這種“亞文化”又被“訓練”所強化（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鵬、胡秋紅、吳修申譯，劉北成修訂：《曆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倒是大緻不差。當“社會科學家太忙了，沒空讀曆史”（《社會學想象力》，第155頁）時，曆史學家則是相反，忙得沒空讀理論，隻能随手搬用現成概念來應景，猶如用手頭現成的“史料”來湊成文章一樣。史學研究者所最為講究并成為其安身立命之所的曆史感，在理論使用上卻幾乎蕩然無存，這豈不同樣是一個天大的悖謬？

關于史學的使命、價值和意義，在20世紀已經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論戰，至今仍是紛纭衆說，亂花迷人眼。巴勒克拉夫倒是信心十足，認為“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決曆史學遇到的問題和處理曆史資料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一認識超越了意識形态和環境的差異”（傑弗裡·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對于這種樂觀主義我無法評斷，并且出于基礎和學識，我也沒有能力介入新與舊的讨論并提出什麼自己的觀點，隻能從現象入手談一點膚淺感觸，與什麼“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沾不上任何邊。從抽象層面講，事與叙的背後，自然不能沒有史觀，猶如任何技術都是受觀念支配。可是，我甯願從上往下走一點，因為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既不與持何種史觀一一對應，而且在我看來，無論喜新或是戀舊，都是需要自覺注意并有意識改進，否則任何史觀都落不到實處。正因如此，才不揣淺陋，重炒諸多方家似已說過的“冷飯”。走筆至此想到海德格爾關于“陳述”的定義：“陳述是有所傳達有所規定的展示。”因而，“陳述是根據已經在領會中展開的東西和尋視所揭示的東西進行展示的”（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熊偉校：《存在與時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91頁）。如果這個存在主義的表達無礙于我們在曆史學中的運用，那麼，治史者由外而内，審視一下自己的“心智品質”，進而理清自己在事與叙之間的位置，生發出米爾斯式的“想象力”，對當今的中國史學尤其是中國報刊史，應該是多有助益，如果不想做培根所形容的螞蟻型的經驗主義或作繭自縛的理論家。至于以此作為便捷的門徑，通達到曆史哲學層面的思考，那隻能是憑借各自的悟性，而且也已經遠遠超過本文所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