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夏天,14歲的他親眼見到清朝官兵到大通學堂強盜般抓走秋瑾,心中無比痛恨,埋下追求社會進步思想的種子。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爆發,他受到教育,從此确立革命信仰。不久後,他加入中國共産黨。
“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不顧危難,積極投身于中國共産黨上司的抗日救亡鬥争,曾兩次遭反動軍閥逮捕。面對反動派的迫害,他無所畏懼,把自己的命運與抗日救亡事業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936年,他轉至開封,在河南大學文學院文史系任教授,期間主辦《風雨》《經世》雜志,進行抗日動員,産生了廣泛影響。1937年秋,他帶領學生為抗戰宣傳、動員做了出色的工作。這一時期他發表大量時評,用黨的抗日方針分析問題,論述深刻、犀利,同時正式參加了新四軍。1939年10月,延安出版的《中國青年》詳細報道了他的事迹,稱譽他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1939年年底,他曆經險阻抵達陝北,次年初春到達延安。随後,毛澤東就直接向他“交待了一件任務,要求在短時間内編出一本篇幅約為十來萬字的中國通史”。1941年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出版時,毛澤東作了很高評價,他認為,我們中國共産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
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兩部著作全面地、系統地闡明了中國的全部曆史,教育、影響了後代的曆史學家,也教育、影響了當時千千萬萬的革命者。他勉勵年輕人做研究要有坐冷闆凳、吃冷豬肉的決心,明确提出反對“說大而無當的空話”,其治學态度後來被形象地概括為“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與黨同行——知識分子的紅色記憶”第二十一期,掃描二維碼,走進範文瀾的更多紅色記憶。
來源: “文化強國”光明日報協同推廣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