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範文瀾：下“二冷”的決心做學問

範文瀾（1893—1969年），我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一生嘔心瀝血，撰著《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為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作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潛心治學、嚴謹求實的學風，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傳承。

實事求是，根除一切虛飾浮華

實事求是，根除一切虛飾浮華是範文瀾治史的基本态度。他一生潛心治學，并以“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為治學格言。

範文瀾這種實事求是、力戒虛誇的治史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兩段經曆。一是北大求學期間，他深受老師黃侃、劉師培影響，服膺乾嘉考證名家“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嚴謹治學态度，摒棄任何缺乏證據的臆說。二是他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受到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深刻教育，對于教條主義者因為不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憑“想當然”辦事而造成的危害深以為戒。從此，在治學上更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過聯系和分析，去發現事物的内在規律性”的原則。正是基于此，範文瀾才鑄就了一生笃實求真、精益求精的治學本色。

在延安的土窯洞裡，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勤奮著述，使範文瀾的一隻眼睛幾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時間，不斷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通史簡編》進行修改和完善。據他對《中國近代史》1949年前後多種版本所寫的“說明”可知，在5年之中，集中修訂3次。對于《中國通史簡編》，從1951年到1965年，中間除了因病無法工作外，其餘時間，他都以驚人的毅力，認真細緻地進行修訂，實際上是以十幾年功夫重寫。《中國通史簡編》有諸多學術界公認的特色：資料極其豐富；訓诂依照故訓，解說嚴謹；文字鍛煉純熟，有着中國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風範。《中國通史簡編》追求實事求是、考訂詳核、文字表述準确質樸，展現了古文經學家的治學風格。

1957年3月，範文瀾在北京大學發表題為《曆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指出：“我經常勉勵研究所的同志們下‘二冷’的決心。一冷是坐冷闆凳，二冷是吃冷豬肉（從前封建社會某人道德高尚，死後可以入孔廟，坐于兩庑之下，分些冷豬肉吃）。意思就是勸同志們要苦苦幹、慢慢來。一個做學問的人，有這樣的決心，下這樣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績的話，總會有人來承認你。”

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史學界的空疏學風和“左”傾思潮，範文瀾呼籲樹立嚴謹求實學風，主張全面客觀評價曆史人物。他強調必須認真讀書、潛心鑽研、堅持不懈，舍此便毫無學術上的建樹可言。1961年3月，在紀念巴黎公社成立90周年學術讨論會上，他發表《反對放空炮》講話，嚴肅地指出史學界存在着離開史實、忽視史料、抽象地空談理論的學風不正的問題，強調踏踏實實進行科學工作的重大意義。

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神似”

範文瀾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神似”，要學習其立場、觀點和方法。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教條主義，注意探究中國曆史的特點。

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是民族的，必然帶有中華民族的特點。馬克思主義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成果，它之是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結果，一是它适合中國社會的需要，二是它與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範文瀾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揭示中國曆史的發展過程及其運動規律。

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曆史方面，中國曆史學界曾出現教條主義偏差。1957年3月，在《曆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範文瀾鮮明提出要使史學研究走向健康發展的大道，首先必須大力破除教條主義。“隻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列甯主義。不破不立，隻有破，才有立。”他稱教條主義是“僞馬克思主義”。

範文瀾提出，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神似”不要“貌似”。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系起來，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也就是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注重掌握其精髓，學會運用其處理具體問題的方法，不要把其作為公式、教條，不顧實際、不問對象到處套用。在曆史研究方面，他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緻等四個問題，勉勵後學。

範文瀾對“西周封建論”的進一步論說、對中國封建社會曆史發展階段以及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看法、關于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重要觀點，以及明确反對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中國近代曆史分期标準的态度和對中國近代曆史發展階段的認識，無一不展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活運用和立足于中國曆史實際的顯著風格。

堅持學術自信和獨立思考

範文瀾在治學中堅持學術自信和獨立思考，堅持寫真史信史，反對見風使舵、随波逐流、曲學阿世。

針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于搞“運動”，大學裡出現了有不少教師不敢講出自己對曆史問題看法的不正常情況，範文瀾強調說：“我們教曆史課，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見解，卻不敢講出來，甯願拿一本心以為非的書，按照它那種說法去講……這樣的‘謙虛謹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們應該把‘我’大大恢複起來，對經典著作也好，對所謂‘權威’說話也好，用‘我’來批判它們，以客觀存在為準繩，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棄。”在當時，這樣堅持學術自信，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複起來，以客觀實踐為檢驗一切的标準，确實具有石破天驚的力量！

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開展了漢民族形成問題的争論。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提出，部族變成民族是資本主義出現以後的事情。範文瀾認為秦漢時期漢族已形成為民族，是秦漢以來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觀點不符合中國的曆史實際。範文瀾提出并堅持自己的這個觀點，不懼壓力和風險，表現了巨大的理論勇氣。

範文瀾治學堅持自信，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中國通史簡編》原是按照毛澤東訓示，為向黨的幹部和群衆普及中國曆史知識而撰寫的通俗讀本，開始是集體編寫，計劃寫十幾萬字，因為觀點和文字不能統一，最後由範文瀾獨立著述，文字也寫到60多萬字。可以說，《中國通史簡編》是反映範文瀾“獨斷之學”的一部通史。當時，有學者這樣評價他：“範老雖然待人接物态度謙和，但在治學态度上卻受章太炎影響（他是章的再傳弟子），比較自信，不輕易接受不同意見。”範文瀾的謙虛是真誠的，但他的自信和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也是實實在在的。

範文瀾關于中國通史的著述，不論是延安版還是新中國之後的修訂本，都彰顯出他深厚的學術底蘊，帶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和風格。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部分，更能映照出作者的國學大師功力。其文筆之煉達，絕非等閑之輩所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