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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志遠:一生奉獻給史學研究——蔡美彪先生的治學特點與學術貢獻

作者:韓志遠

來源:《光明日報》( 2021年1月25日 第14版)

韓志遠:一生奉獻給史學研究——蔡美彪先生的治學特點與學術貢獻

著名曆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辭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曆史系,當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學生部,在導師邵循正先生指導下研究史學。曾在羅常培先生上司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國科學院成立後,1952年轉到語言研究所。1953年調入近代史所,協助範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并進行學術研究工作。

自1948年發表《遼史文學王鼎傳正誤》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筆耕不辍,撰寫或主編了《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與羅常培合著)、《中國曆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中國地震曆史資料彙編》七冊、《中國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遼金元史十五講》《中華史綱》《遼金元史考索》《學林舊事》《中國通史簡本》《成吉思汗小傳》《清代通史》等,發表學術論文和學術評論等百餘篇。他将一生幾乎都奉獻給了學術事業,不僅成果豐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學特點。

一是通與專結合的典範。蔡先生曾多次談到關于通才和專精的關系。他強調研究曆史要有大局觀,要能夠融會貫通,認為斷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說,範老(範文瀾)在世時,就要求他們注重通與專結合,并指出曆史是前後連貫的一條長線,又是互相聯系的一個大面,把曆史知識縮成一點,可能成為專家,但不能成為通才。必須通與專相結合,不可偏廢。在學術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與專結合,論著無論宏觀與微觀都把握得相當好。他具有淵博的學識,其研究領域時間跨度上溯漢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識層面亦相當廣博,涵蓋了曆史學、地理學、政治學、民族學、民俗學、古代文學、古文字學等方面。如此淵博的學識,在當今學術界亦屬鳳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僅具有通才,能夠獨立完成《中華史綱》的編寫,而且還在專精方面獨樹一幟,是國内外學術界公認的遼金元史方面的權威,其大作《遼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這方面的成就,他對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獨到之處。蔡先生學術研究領域廣泛,撰有《漢代亭性質及其行政系統》《明代蒙古與大元國号》《大清國建号前的國号、族名與紀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學論文,還在《考古》《文物》等雜志發表多篇有關文物方面的論文。他主編的《中國地震曆史資料彙編》,為中國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較完備的基礎資料。

二是正确曆史觀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個場合談到馬克思主義對指導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史學工作者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肅、嚴謹學風,從實際出發,不斷開拓進取,經過辛勤的勞動,一定會取得高品質的學術成果。他強調,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不能機械、僵化和教條。他說:“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為僵固的教條,而需要不斷地汲取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動活潑的發展。但是,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需要引進某種新理論新方法來代替,那就是嚴重的誤解了。”他多次說過,學術史的發展表明,任何堪稱新創的科學成就,都隻能是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而不能是趨時嘩衆的空談。他常用“天圓地方”來形容做學問的要領。“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圓”就是要善于思考。他還說,“做學問,寫文章,如同廚師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樣,但做出來水準高低卻大不相同”,“廚師不能隻會做一道菜,而要會做多種菜。搞研究和寫作,也要盡可能全面,著書、寫論文、編辭書、書評、文章要都應該在行”,“做學問高明之處,不在于發現新材料,而是在于從大家常見的史料中發現問題”。他的很多關于曆史觀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見解,對我們做好學術研究工作很有幫助。

三是踐行實與冷的精神。“實與冷”,是蔡美彪對範文瀾治學精神的精辟總結。而且,他正是以此為座右銘,身體力行使之發揚光大。實,即實際,也包含平實、老老實實。範文瀾一再倡導研究曆史要從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概念出發。曆史現象錯綜複雜,許多事情缺乏完整記錄,有些雖有豐富的資料,但由于資料來源不同,以及記述者的偏見,往往并不能反映曆史事實真相。這就需要老老實實地進行艱苦而切實的調查研究工作,反複閱讀,周密思考,才能去僞存真,接近曆史實際。冷,即冷闆凳、冷豬肉的簡稱。範文瀾倡導學人做學問要有“二冷”精神。他經常勉勵研究所的同志們下“二冷”的決心。一是坐冷闆凳,就是要大家坐下來認真讀書搞研究,埋頭苦幹,堅持不懈。二是吃冷豬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後可入孔廟配享祭祀),就是告誡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長期的努力,最終你的成績會被社會承認。蔡美彪正是踐行實與冷精神的楷模。從我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所裡工作開始,就見到他每天清晨已經坐在辦公室讀書和寫作,幾十年如一日。20世紀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辦公條件還很簡陋,通史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間大平房裡辦公。我的辦公桌就在蔡先生對面,每天看到他埋頭苦幹,中午趴在辦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讀書寫作。直到九十高齡,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繼續一如既往每天堅持讀書工作。我們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間出版的個人著作有多種。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範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的遺願,而較少花費在個人課題研究上面。這種甘于奉獻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四是追求史與文兼善。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司馬遷的史學功力與文學修養兩方面都給予極高的評價。史學著作應力求做到史實與文字表述完美的統一。然而,當今不少史學工作者,缺乏文學素養,不重視文字的表述。盡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觀點方面多有創新,但由于晦澀難讀,進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價值和傳播的範圍。蔡美彪早年曾與範文瀾和羅常培共事,範、羅二人都是語言大師。範文瀾早年對《文心雕龍》研究造詣頗深,有幾部研究專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漢語為現代漢語,以語句精練、深入淺出為學界所稱道。羅常培國文能力超群,在語言學界屬于泰鬥級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們的影響,非常重視史實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說,他駕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點石成金,真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與他本身具備古文字學、音韻學的深厚造詣,又能詩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開的。是以,閱讀他的著作讓人感到輕松愉快,沒有故作高深、拖泥帶水之感。這也正是《中國通史》《中華史綱》能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為廣大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橫通”式研究蒙古學。蔡美彪是我國較早從事蒙古學研究的學者,1948年即發表了論文《元秘史中所見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紀50年代初,同羅常培編撰《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遂開始系統地搜集和研究有關八思巴字蒙、漢文獻等方面的工作。這一時期,他接連發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從蒙古文字的起源說到新蒙文的推行》《漢語裡的蒙古語》《元雜劇中的若幹譯語》等,對蒙古學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此後的七十餘年間,他一直都繼續耕耘在蒙古學園地,是在蒙古學領域傾注心力較多和取得斐然成績的學者。

蔡先生對蒙古學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他不是研究蒙古學單一的某個方面,而是采用一種橫通的方法,即采用語言學、曆史學、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等融會貫通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例如,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以往學者大多認為,馬可·波羅是一個旅行家。而蔡先生通過對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講述的各地情況,以及書中使用的波斯語、蒙古語詞語等方面記載,對他在中國十七年間的語言與觀念、地位與身份以及遊記所顯示的特點,進行全方位考察,進而不僅指出他應當是一個斡脫商人,而且在中國的活動軌迹與其身份有關。于是有關馬可·波羅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便迎刃而解。文章發表後,受到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澳洲蒙古史學家羅依果、南京大學教授陳得芝等國内外專家學者一緻贊賞。美國的一些大學曆史系将其有關馬可·波羅研究的論文作為教材,供學生學習參考。又如,有關關漢卿研究。關漢卿是我國曆史上的偉大戲劇家,在戲劇方面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遺産。但是,由于存世的關漢卿生平事迹資料欠缺,以至于長期以來,人們對關漢卿生卒時代和人生經曆等知之不多,許多細節更是成為難解之謎。蔡美彪通過關漢卿創作戲劇中的蒙古語等詞彙,以曆史語言學的視角進行深入細緻分析研究,進而揭示了關漢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結論。并指出他不是人們認為的“金末太醫院尹”,或“元太醫院尹”,根據元代典籍及戶籍制度的史實,得出關漢卿是元代太醫院管領的醫戶的結論。此外,還考證出“元世祖至元後期,關漢卿也曾在杭州一代從事戲劇活動”等經曆。這篇《關漢卿生平考略》論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學善于利用語言學、文學、曆史學等進行綜合性研究,是以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樣有其特點,不是簡單地辨識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為蒙古曆史學的研究工具,反過來又通過曆史學诠釋八思巴字文獻反映的内容,進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獻學研究推向高峰。

總之,蔡美彪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中國通史》《中華史綱》《中國通史簡本》等,探索中國曆史發展脈絡,傳播系統而正确的曆史知識,使嚴肅的學術著作從象牙塔走向社會。一部《中國通史》發行幾十年,多次再版,榮獲國家圖書獎,成為許多人案頭必備之書。近年所著的《中華史綱》也同樣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幾經再版。這些為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二是打通遼、金、元斷代壁壘進行融會貫通研究,對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特點與興衰規律意義重大。其《遼金元史考索》《遼金元史十五講》等著作,探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形成過程,進而帶來民族史研究的新視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獻和文物的論著,進而将這一領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語言學、曆史學、社會學、文學等相結合的方法,對古代蒙古民族進行綜合研究,開創了蒙古學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擔任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國際蒙古史學會執行委員等,為中國蒙古史學和元史研究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作者韓志遠,系中國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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