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波瀾壯闊的一生有太多值得記述的地方。他經曆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曆史時段，而改革又是其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果說鄧小平作為第二代上司核心，主持改革開放的十多年時間當中有什麼最為遺憾，那必然是上海的改革程序在八十年代，也就是他主政的時期逐漸落後于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多次奔赴上海。雖說鄧小平每年都會去上海和全家共度新春佳節，但就是在這最後的幾次上海之旅當中，他越發真切地抒發了自己的感想：一定要讓上海重新成為整個中國的火車頭！
上海自近代開埠以來，一直是整個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無論是經濟規模還是财政收入長期在全國獨占鳌頭。
解放後，上海的經濟并未因轉向計劃經濟而有下滑的迹象，領先優勢反而更加突出。在1978年，上海的工農業總産值超過了排名第二的北京接近一倍之多。
但進入八十年代之後，随着改革之風在全國加速，上海逐漸開始屈居人下。
自1986年始，上海财政“螢幕”上頻頻顯示出令人震驚的數字：地方财政收入連續兩年以5.5億、11.1億的加速度“滑坡”，從181.6億跌落到165億元。
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綜合名額國民收入，上海曾蟬聯全國冠軍30餘年。然而從1983年開始，全國排列名次驟起變化，上海逐漸淪落在江蘇、山東、四川、廣東之後。
繼江蘇以咄咄逼人之勢奪走工農業總産值和工業總産值兩項全國第一之後，外貿出口總值的“頭把交椅”也易主廣東。
與此同時，“經濟中心轉移”之說也不胫而走。理論界提供的佐證是：支撐經濟中心的三大基石——産品優勢、生産要素集散優勢、投資環境優勢，近年來也在上海有所削弱。
上海的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資源短缺，加工優勢難以發揮，而受控于計劃管理的産品價格，又抵禦不了高價原材料的沖擊。
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上海已無法繞開這些尖銳的沖突。
上海人是有理由驕傲的。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時間裡，他們為全國建設提供的财力支援達4257個億，這其中更是有70%以上來源于工業。
即使在轉軌的困難時期，上海一年的國民收入淨流出仍然在100億元以上。在改革最初的震蕩中，上海為全國分擔了壓力。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長期的付出引發了攀比、埋怨情緒，一定程度障礙了上海人的眼光和思路，使人較多地注意了改革帶來的負效應，而削弱了在改革中開拓前進的銳氣。
人們回顧，在上海，不乏改革的先聲奪人之舉，但自我禁锢、坐失良機的事情也比比皆是。
上海的興衰事關全國大局。是以，無論是中央、上海市的上司層，還是普通的上海市民都在苦苦思索思路。
1988年，中央在國家财力還很不寬松的情況下，下決心放活占全國财政1／8的上海這塊财源，為它提供長袖善舞的舞台。中央不僅期望上海盡快渡過難關，而且期望它能盡快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
盤活思路是上海重振雄風的根本。1988年，上海市最高決策層的第一個舉動就異乎尋常。他們組成進階代表團，到廣東進行了為時12天的學習考察。
南行歸來，上司者們在各個場合宣傳自己考察中獲得的新感受、新思想。上海體育館大廳裡，市委書記、市長江澤民作了赴廣東學習考察報告，他借用廣東人的一句話表達振興上海的新思想：“對外更加開放，對内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
吏治整頓同樣是上海重新改頭換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央計委調任而來的市長朱镕基一下飛機，就向前來迎接的市府同志談了自己的戒律:“不受禮，不剪彩，不題詞，不登報，不上電視”。
從這個“五不聲明”中，人們第一次認識了這位新市長。5月10日，新一屆市政府成立後的第一次常務會議，在“四菜一湯”的基礎上，又讨論通過了一個市政府機關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8條規定。
要求局級以上幹部嚴格遵照執行,并通過新聞媒介向全市公布，請基層協助執行，廣大市民随時監督。
此外，上海能夠實作騰飛同樣離不開靈活務實的外資政策。朱镕基在剛剛上任上海市長時為上海設定的最終目标是，保證整個上海到二十世紀末能夠吸引外資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
他還在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兼任主任，并在新聞釋出會上對外商許諾說：“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保證上海吸引外資的工作按國際慣例進行，是上海的審慎決策，長遠決策，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朱镕基還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飛赴北京出席中美貿易和經濟發展讨論會。在大會發言中，朱镕基再次為上海大做廣告，列舉到上海投資的種種有利條件和優惠措施。
同時，朱镕基又下令讓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分成十四個小組，分别走訪了上海394家外商駐滬機構，征詢外商對上海投資環境的意見。
僅僅有上海市的一系列努力還不夠，中央上司的頂層設計決定了上海今天發展的方向。鄧小平1988 年以來曾7次親臨上海視察,對上海的改革發展做了許多寶貴的訓示，僅《鄧小平文選》三卷中談到上海就有56處之多。
上海市委、市政府上司和廣大幹部群衆牢記鄧小平的囑托，終于在十四五階段使上海經濟實作騰飛，gdp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4.5%。
1990年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在這次視察當中他着重強調了浦東新區的開發。他對上海市的上司語重心長地說：上海的浦東開發，不是上海一個地方的事。浦東開發，可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發展，是以是全國的事。
他看着地圖和模型說到：“那一年确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如果當時就确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
鄧小平傳回北京之後繼續在中央上司層中吹風打氣：“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繼80年代開放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後，鄧小平在90年代終于打出了上海這張“王牌”。他強調“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1991年2月18日，大年初四鄧小平來到上海最新落成的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對身旁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
鄧小平又進一步強調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黨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上海開發晚了。如果當時就确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
上海市黨政上司從中領悟到，這絕非僅僅就上海一地的發展提出的具體工作要求，而是鄧小平以深邃的曆史眼光，環視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對中國發展的全局所進行的戰略思考，是确立上海在90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紀經濟發展大格局中一種全新的戰略定位：那就是整個中國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
1992年春節鄧小平再次來到上海，這一次他的重點不僅是浦東的發展了，而是更加緊迫地為上海描繪未來的藍圖所在：金融。
鄧小平對朱镕基反複強調：“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他感到時間緊迫，對旁邊的朱镕基說到：“這是你們上海最後一次機遇，這個機遇你們不要放過，你們要大膽地闖一闖。”
根據鄧小平的戰略構想，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這一決策，為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一錘定音，并遺澤至今。
1993年歲末鄧小平再一次來到上海，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來到這裡。黃浦江上，寒風呼嘯，雨霧蒼茫。89歲高齡的鄧小平立于巍峨雄渾的楊浦大橋上，俯瞰浦江兩岸，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開心地吟了一句：“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
老人曾經為浦東開發晚了而追悔，更為上海後來居上而欣慰。他盛贊上海人:“有特殊的素質，特殊的品格”，他寄厚望于上海:“完全有條件上得快一點。“
在這次視察臨近結束的時候，他在火車上前來送行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吳邦國、黃菊說：你們要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後一次機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質，上海完全有條件上得快一點。
上海市政府随即在機場大道，在人民廣場，在所有重要的場合把“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寫在最醒目的地方，既昭示世人，也提醒自己。
黃菊一再提醒上海的各級幹部：從全國和周邊國家看，新的發展機遇并非上海獨有；從上海來看, 上海的機遇也不等于各部門、各區縣的機遇。沒有強烈的機遇意識，面臨的機遇就會喪失，出現的機遇就抓不住，看到的機遇就不會用。
在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決策之下，上海改革開放的腳步變得更加堅定起來。
正是由于中央對上海幾個中心的戰略定位，上海市才能下決心重新選擇自己的城市發展戰略，抛棄過去單一的以加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果斷地實行“兩個轉變”：
城市功能從單一的生産功能轉變為綜合服務功能，産業結構排序從“二、三、一”轉變為“三、二、一”；并據此明确了“三個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優先發展城市基礎設施、第三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
正是由于這樣的戰略定位，上海把金融業的發展擺到“先行”的位置上。僅僅在1992-1997年的五年時間裡，上海的金融業超正常發展，形成了以專業銀行、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地方銀行、合作銀行、信托公司和保險公司等7個層次的金融體系。
外資金融機構達到210家。海内外融資手段和管道不斷拓展，為上海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财力支援。
時至今日，上海已經是中國金融行業的絕對龍頭，并且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要金融中心。每日陸家嘴的車流和人流來來往往，湧動的不僅是看不見的資本，更是中國和世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