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郁達夫或是創造社同仁中最具唯美色彩、最有頹廢嫌疑的作家。事實如此。郁達夫似乎對所謂的唯美的頹廢主義情有獨鐘。
“沉淪”中描寫se欲占了很大比重。而其情節描寫既不是純粹的肉欲挑逗或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僞君子式含蓄,而是用一種露骨的率真,以抨擊深藏于千年背甲裡士大夫的僞善、迂腐與無奈,的确不失真實和美感。其作品受屠格涅夫、弗洛伊德等的影響顯而易見。
書的内容情節并非為了挑戰社會秩序,亦并未與彼時的社會構成尖銳對立關系,甚至可以說,想象中的新舊沖突在意識層面是不存在的,它反而是以一種特定方式凸顯了那個時代反對壓抑、尋求解放的西式主流思想。
作家即為審美學家,在獲得擺脫封建社會限制、給自己某種精神特權後,所謂“道德越軌”等激進行為帶來的美與愉悅,恰恰是形成其文學或藝術的法則,而對于作家而言,文學藝術法則就是生活法則:文學藝術形式高于藝術功能,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内容;文學藝術要獲得絕對的自主性,須擺脫政治、宗教、經濟和效用等所有外部功能,不主張成為主流載道工具,承認自身即是目的;文學藝術高于生活,但生活可模仿藝術。
荒唐的生活成為郁達夫創作的源泉。不得不承認,書中塑造的自我人物與作者本人,定有某種程度的疊合與交融。不存在單純的虛構。這也恰恰是那個時期彷徨、苦悶且找不到出路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女人與酒,是郁達夫一生都戒不掉的毒。他正兒八經留過學,修過近代變态心理學理論,肯定人的潛意識本能,是向一切阻礙人性的社會原則的無聲抗議。至于道德家們如何冠之為“黃色大師”,他怎會在意。
某大師曾這樣評價過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僞,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到狂怒地步”。作為一位有着明顯缺點的文人,一位經受過中外文化洗禮的才子,這首詩大概是他紛亂人生最好的寫照: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就算他有很高的文學造詣,就算他有血有肉,愛國、愛身邊的每個人,然而他注定杯具,注定失望,注定要成為那個時代政治與戰争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