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興人，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蘇蘇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緒時進士。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法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等職。
沈鈞儒自幼聰穎，有7歲能詩之譽。13歲即積詩成帙。15歲考秀才得中，詩賦列為第一。晚清時祖國的深重苦難，激發着沈鈞儒的愛國之情。沈鈞儒19歲時，爆發了中日甲午之戰。他見外患日深，更加關心時務，寫了數篇詩文以寄憂國憤世的激昂之情。當時，沈鈞儒見日本維新後，日益富強，遂申請留學日本盼能為振興祖國尋求出路。1905年秋，得以新科進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學習，後繼入補修科，于1908年4月畢業回國。回國後，他發起組織立憲國民社，積極推動浙江省的立憲運動，但均遭失敗。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謂預備立憲，隻不過是一種騙局，決心轉向革命。
1905年沈鈞儒在東京的留影
1909年夏，沈鈞儒先生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監督。
1926年任浙江省臨時政府政務委員兼秘書長。
1928年後任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并執行律師業務。
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上司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宣言支援“一二·九”學生 運動。
1936年5月參與宋慶齡、馬相伯等上司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1月與鄒韬奮、李公樸等七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8個月後才獲釋。
1938年代表救國會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日戰争時期，曾組織平民法律扶助會，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軍人家屬及進步圖書雜志義務辯護。還在漢口籌組抗日救亡總會。
1941年倡議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參加舊政治協商會議，為争取全國的和平民主而鬥争。當國民黨反動派撕毀舊政協決議，下令召開僞國民大會時，曾代表民盟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僞國大。
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反動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緊急聲明，堅決與中國共産黨合作，終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同年5月響應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東北解放區。
1949年9月24日，沈鈞儒代表民盟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表示毫無保留地接受《共同綱領》等
1949年春到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同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銀髯飄逸、精神抖擻的沈鈞儒站在毛澤東的身後，共同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時刻。
建國後，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解放後，沈鈞儒在北京懷仁堂向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牽動了沈鈞儒那顆憂國憂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多次上書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愛國群衆。沈鈞儒等人又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在“九·一八”五周年當日，他不顧當局禁令，帶頭率幾千人上街遊行示威，不畏軍警的鐵棒刀槍，不理會蔣介石的點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魯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參加的送葬禮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及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發表講話、以救國會名義緻電張學良等國民黨将領、援助上海勞工反日大罷工等等活動都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結果沈鈞儒和李公樸、鄒韬奮、章乃器、史良、沙千裡、王造時等一同被捕，成為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在獄中，沈鈞儒先生被公推為家長。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援、互相鼓勵，堅決不寫悔過書，堅持愛國無罪。在法庭上，“七君子”義正詞嚴，駁得檢察官啞口無言，狼狽不堪。沈鈞儒雖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卻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審訊退庭後，他感慨萬千，以詩抒懷：我不要這種勝利！眼看地圖變了顔色；六千萬同胞淪亡在深淵之底，我們如果還有一些人氣，那裡有心思來與自家人鬥鼠牙，争蟲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禱着這一天：能把我的血，飛灑到關外數千裡與天無際的白雲上，把我們的骨，深埋在那一邊的土裡，這才是我們的勝利！也是我們民族的勝利！國家的勝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勝利！他的詩表現出一個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堅定信念。“七君子”的愛國行動得到了舉國上下的支援，宋慶齡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
在獄中高歌的六君子。左起：李公樸、鄒韬奮、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沙千裡
救國會領袖在蘇州獄中合影，左起：王造時、李公樸、鄒韬奮、章乃器、沙千裡、沈鈞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1936年5月31日，宋慶齡、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當選執行委員，成為抗日救國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國會7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裡、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韬奮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硬說他們和西安事變有密切關系，事先與張學良有“勾結”。
張學良同情救國運動，曾與沈鈞儒等有過一兩次接觸，共同讨論過抗日救亡問題，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幾天，全救會曾緻電張學良，希望他火速堅決要求中央援綏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揭示的主張，與全救會的主張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釋放沈鈞儒等人。
據此，起訴書對沈鈞儒等羅織“十大罪狀”，其中一個重要罪名，就是“勾結軍人，謀為軌外行動，馴緻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名為救國，實則害國”。
“七君子”和他們的辯護律師們，除在答辯狀中駁斥了起訴書的誣陷之詞外，還在法庭上據理抗争，與檢察官翁贊年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緻要求向張學良進行調查。但翁贊年一再重複老調：“已在起訴書上載明，不必調查。”此時，被告的20名辯護律師全體起立，表示抗議，審判長朱宗周宣告暫時退庭評議。
在全國各方面的壓力下，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不得不釋放了他們。當他們走出獄門之時，各界群衆聞訊趕來迎接，口号聲、爆竹聲高入雲霄。沈鈞儒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們出獄與入獄時一樣，主張沒有變更，我們決不改變我們的宗旨，決定和過去一樣，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
“七君子”在南京與馬相伯、杜重遠的合影。
1945年10月，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沈鈞儒被推舉為主席。在他上司下，救國會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實作民主、和平、獨立的新中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君影我懷在，君身我影随。重泉雖暫隔，片夕未相離。俯仰同襟袍，形骸任棄遺。百年真哭笑，隻許兩心知。”這首詩的題目為《影》，是沈鈞儒為悼念夫人所做。1934年，在上海法科大學任教務長的沈鈞儒和夫人雙雙迎來60歲大壽。1月1日，上海律師公會、上海法科大學等團體的好友，為沈鈞儒夫婦舉辦了熱鬧的慶祝活動。然而，僅僅兩個月後，沈鈞儒夫人張象徵就因肺炎在上海病逝。沈鈞儒悲痛萬分，入殓時，他将自己的照片放在夫人胸前。夫人去世後，沈鈞儒一直貼身帶着她的照片。每當有人給他介紹配偶時，他都說：“請不要在我夫人面前提這種事情……”并終生沒有再娶。他寫了很多悼念夫人的詩，《影》就是其中之一。
1923年，沈鈞儒在天津與夫人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溘然長逝，沈鈞儒作為公祭主持人，将自己書寫的“民族魂”三個大字做成大旗，蓋在魯迅遺體上，這悲壯的舉動感動了無數進步青年。蔡元培、宋慶齡緻悼辭後，沈鈞儒先生講話，他激動地說：“高爾基前幾個月死了，死後由蘇聯政府替他國葬。現在，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我們人民群衆一緻要求國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們人民自己來葬，到的都是群眾自己。這個，我想魯迅先生一定很願意！”當時，台下群情非常激憤，很多人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的口号。
2008年出版的《沈鈞儒家書》，彙集了他從1901年到新中國成立後寫給親人的200多封信。1936年12月，沈鈞儒在蘇州監獄依然和家人通信。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我今日尤其快樂者，昨日接小妹信，頃午後同時接汝十九午刻所寫之信，内有熊熊（孫女）、康康（孫子）各一紙，又他們照片三張，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大家傳觀，稱羨不已。”1937年1月29日信：“日來天氣真暖，昨夜臨睡，耳邊嘤的一聲，竟發見一蚊子，但蚊子它亦發見了我。二三點鐘醒來，頭上癢得不得了，睡都沒有睡好，可恨之至……”沈鈞儒的孫子沈松感慨道：“爺爺在監獄裡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親人的隻言片語、幾張照片都會令他開懷大笑，連小小的蚊蟲都能引發他的樂趣。他是個情感很細膩的人。”
沈鈞儒（前排中）80歲壽辰時和家人在寓所
此外，沈鈞儒從小接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濟世救民的優良傳統，有着良好的道德修養。他一生“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潔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樂于助人，重視家庭，愛護子女，對後輩循循善誘，是青年的良師益友，為世人所稱道，這更是值得我們繼承的一份精神遺産。
周恩來、沈鈞儒等在一屆政協會期間
1963年6月11日，沈鈞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