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研究中國曆史，向以長時段、寬視野的“大曆史觀”著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就十分關注中國的改革程序，并給予高度評價。這可以從他生前的一篇未刊稿《中國不再是個謎》中可以看出。在這篇約寫于1987年的文章中，他熔鑄曆史與現實于一體，以“大曆史”的眼光重審中國一百多年以來的發展曆程，并對中國的未來表達了“審慎的樂觀”，給人啟發良多。他在文章的最後這樣說道：“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堅定的程序。可以預期，這不僅将能提高生活水準，而且将在發展商業的過程中建立起标準和程式，使得這個國家能夠進行貨币化管理。”現全文釋出于此，供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參考。
中國最近的發展也許重新激活了許多人的一個想法，那就是：這個國家真是不可預測！的确，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巨變即将來臨，但尚未達到最終穩定的階段。如果我們在短暫的視野裡評論這些事件，我們可能會感到吃驚。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我們讓自己略微遠離事發現場，那麼這幅景象就決不會模糊不清。二戰期間以及其後，我曾在蔣介石的軍隊裡服役，擔任一名下級軍官。我也有一些當時已是共産黨員或其後成為共産黨員的朋友，有幾位後來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官顯要。然而，我在國外花了數十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和反思，才明白了一點：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隻有通過“大曆史”的視野才能了解。
傳統中國像一塊潛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狹長的面包是“文職官僚”，其下一片狹長的面包是農民階層，二者都數量巨大，而且毫無差别。上下兩層的制度性聯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觀念或經濟紐帶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會價值觀念。男尊女卑，長幼有序，讀書人統治文盲，這些社會規範統治中國長達數百年。科舉考試定期從社會底層挑選出少數成功的舉子，使之獲得成功。反之，也篩除一些無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層，形成向下的社會流動。隻要中國保持着封閉性和非競争性，這個以令人乏味的農業穩定性和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基本組織就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現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們發現這種組織與潛水艇式三明治裡的莴苣和蛋黃醬一樣，根本不具備結構上的穩定性和實用的靈活性。
潛水艇式三明治
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現代西方的繁榮是建立在“商業系統”上的。信用的普遍展開，代理經營，包括運輸、通訊和保險等服務設施的共享，這些共同促進産生了一個不斷增長的雇傭和所有權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能參與。當中國面臨承受這種新的壓力的時候，一個多世紀的騷亂和暴力随之發生。甚至可以說，這些騷亂和暴力之是以在這個多民族融合的國家裡發生，是因為對将一個如此巨大的國家加以改組的技術難度估計不足而造成；如今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曆史的必然。
僅僅在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國民黨才敷設了一個新國家的上層結構。當然，它也是因緣際會、臨時湊合而成。當我還是國民黨步兵團裡的一個排長時，我們常常步行行軍，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一路上，我們沒有看到一輛機車，一部電話，一個網球場，一處診療所，或者一份報紙。在内陸省份的許多地方，完全沒有現代商業。鄉村經濟隻在村莊院落裡進行。大地主和遙領地主很少，而抵押和高利貸就在農民彼此間轉讓和進行。
為産生突破，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新的下層結構。他們的政策是讓國民黨保護中國不受外敵的侵犯，而他們自己暫時完全遠離城市文化。在土地改革期間，大約有300萬到500萬人喪失生命。但是，在每一個村莊，窮苦農民的同盟組織起來了，成為農會賴以有序建立的核心。接下來，農會為村委會提供了組織基礎。然後，黨的地方支部成員接受村民們的詳細審查。除非該成員在意見聽取會上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票，否則他就會被拒之黨的門外。這種安排展現了共産黨所提倡的“人民主權”的主張。
農民集會慶祝土地改革
這種主張是否合理正當，無關緊要。土地改革之後，清洗随之展開。清洗徹底廢除了新社會成員之間的債務，賦予人民共和國以充滿新鮮活力的農民大衆，而這種情形在帝制中國或者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農業公社迅速建立起來，而且正如現在所發生的一樣，又在沒有引起紛擾的情形下予以解散，這些事實反映了掌權者控制的強度。今天，中共自稱擁有近4000萬黨員，不過，其中相當多的人仍是文盲。
從結構上來說，中國社會盡管緊湊堅固，但依舊是一個潛水艇式三明治。在毛澤東的各種試驗期間，不斷暴露出中國社會依舊缺乏靈活性。“文化大革命”以後，如果中國希望完全趕上西方的富裕和多樣化，在組織程式上很明顯将要實施一套不同的制度性聯系。實際上，上司人的作為就趨于這個方向。内向和非競争性的姿态被舍棄了。公社所擁有的土地租給了私人去搞生産。國民經濟迅速展開多樣化經營。鼓勵對外貿易，公開吸引外國投資。經濟上的放權如此之大，以緻兩年前海南島被要求盡其所能籌集工業和商業資本，明顯是希望将它變成另一個台灣。地方官員對這一訓示生搬硬套。他們建立農業銀行，發行債券，用來收購大陸公司手裡的外彙（大陸公司的進口業務是受到限制的）。接着，他們大量進口汽車和奢侈品，冠以“二手貨”的名義，賣往大陸來獲利。地方政府的舞弊行為如此明目張膽，以緻中央政府不得不中止方向錯誤的自治……供求定律将決定一切。
這時，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人已經成熟起來而放棄了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争論。無論如何，這些典型的主義标簽隻是理論家發明的。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中國幾乎很難符合任何一個标準。顯然，如果這個國家将傾其全力發展工業和商業，那麼數量如此之多的國有企業必定被私營企業擠掉而退居二線、三線。不然的話，為什麼僅僅數周之前人民代表大會忙于讨論制定新的《破産法》？情況正是如此……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将誕生于多元化的經濟之上。如果你給應急修理勞工的家裡安裝了電話，他們的妻子馬上就會打電話，給孩子們安排聚會活動。随你願意，稱呼他們為資産階級或者社會主義者都可以。畢竟，物質決定意識，而不是相反；而這條真理的提倡者正是馬克思本人。
……
許多西方人……很少有人停下來想一想，西方的公民權是來源于自治城市的特許權。隻有在經濟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之後，這種當初隻是賦予城市居民的特權才擴充到全體人口。然而，中國必須一開始就面對數量巨大的農民，而他們隻能接受整體控制。而且，在參加争取自由的運動中，中國人可能考慮從美國得來靈感。沒有誰告訴他們，美國在建國期間面對的是非常有利的形勢。在美國獨立宣言發表之前，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在英國已經進行了将近100年。是以，美國的農業設法與工業和商業保持了一緻。這個體系還因擁有實質性的發展空間而得以成功。遲至1862年，宅地法仍能許可在公共土地上勞作的每個家庭以低價購買160英畝的土地。即使有這樣的有利條件，美國仍遭遇了謝斯起義、威士忌酒反抗、州對聯邦法令的拒絕執行和長達4年的南北内戰。此外，在貨币、銀行業、反托拉斯法案、國内貿易以及社會與勞動立法上都存在着争論。從這些争論中，産生了大量的民法和商法。美國公民所享受的自由視這個國家能得以貨币化管理而定。
約翰·特朗布爾繪《獨立宣言》
在寫作本文的時候，中國人在放棄食品價格補貼上仍面臨巨大的困難。從自由市場上買煤，所費大約是政府供應價格的6至7倍。單上海一個城市就有300萬輛自行車。它的公共汽車每天要運載1500萬名乘客，這對一個開發中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超過100萬的知識青年以前被送往鄉村或工廠從事生産勞動，如今傳回這座城市。如何安置工作，如何供應農産品，這些都成了問題。這些問題不都是因為中央的計劃體制而産生。多數問題都根源于數十年前的不均衡發展。當時，現代法律以西方為參照，絕少關注偏僻的内地，故仍然隻在沿海城市有效，對大部分地區都不起作用……
總的來說，我抱着審慎的樂觀來看待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暫時性的後退自在預料之中。然而，過去模糊不清的，現在已經變得明晰。問題多多，但是可以了解。我的信念不在于對任何掌權者的贊美，也不在于任何政府的一貫正确，而在于曆史長時段的合理性。從這個有利的角度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堅定的程序。可以預期，這不僅将能提高生活水準，而且将在發展商業的過程中建立起标準和程式，使得這個國家能夠進行貨币化管理。
*本文選自《我相信中國的前途》（增訂本），有删改。
如臨曆史學家黃仁宇演講現場，
看懂百年中國曆史程序
《我相信中國的前途》（增訂本）
黃仁宇 著
本書集中收錄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一系列以中國曆史與發展為主題的演講文字，可謂黃仁宇先生晚年學術思考的結晶。黃先生以其獨特的長時段、大視野的曆史觀透視百年中國曆史程序，探讨中國實作現代化的途徑，反映了一個曆史學家的睿智和良知，給人啟發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