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秦始皇》一書中，北大曆史系教授辛德勇認為，純正如初的儒學不存。在戰國前期的孟子被尊為儒家正宗，更突出儒家學說中的禮；戰國後期的荀子更突出儒家學說中的“法”，這是由于不同的曆史環境下的不同選擇。
《史記·李斯列傳》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由于荀子主張法後王，按照辛德勇的分析，“法後王”的實質，是直接面對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為當世的帝王提出施政和制度建設的理念。這也意味着，這種做法不是像孔子一樣主張恢複周制，“法先王”。在人性預設上，荀子從孟子的“性善說”變成了“性惡說”（即人性本惡）。既然人性本惡，說教性的道德倫理就不足以規範群眾在現實中的行為，是以，就必須以嚴刑峻法來管控群眾，使他們畏懼君主，畏懼法律，不敢作奸犯科。
李斯塑像
盡管荀子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位于今山東蘭陵縣）令，但并非要職，加上時間不長，是以沒有機會實施自己的治國理念。但李斯在秦國将荀子“法後王”的思想發揚光大，他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上奏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據《史記·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争，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陳寅恪曾說：“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作之也。”據此，辛德勇認為“這是對李斯儒家身份的清楚認證。”“李斯那厮本是儒家的人。”
荀子像
但是，荀子本身就更注重儒家學說中的“法”，并且主張法後王，加上他以“性惡論”為人性預設，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套治國理政的措施，并安排社會秩序。而李斯則發揚了荀子“法”這方面的思想，而且走得更遠。例如，《荀子·議兵》：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是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于軍，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是以亂也。
在對于君主的要求上，君子基本遵循了儒家的傳統觀念：“荀子：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而李斯在《行督則書》中卻公然主張君主權勢獨操、決事獨斷：“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是以明君獨斷， 故權不在臣也 。然後能滅仁義之，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拚明，内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 而内不可奪以谏說忿争之辯。故能荦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鼓吹君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并且斬斷仁義……顯然，這樣的思想，不會出自儒家，隻有法家才會如此主張。蕭公權論及秦漢之際的思想現象時曾說：“依現存之文獻以為斷，韓非乃發展法家理論之後勁，李斯為實行法家政術之殿軍。”這一判斷，似乎更符合實際。而李斯在秦國的施政大約包括四塊：一、尊君；二、集權；三、禁私學；四、行督則。這些無不符合法家主張。
韓非子
如果說，與孟子相比，荀子更注重法，那麼，李斯更進一步将嚴刑峻法這一面加以張揚，其思想已經難以稱儒了。辛德勇認為，在當時的情境下，帝王的需求主要是在群雄的紛争中強兵勝敵，這是帝王的基本欲求，這樣的學說，應當就是“帝王之術”。但是，這樣的定義可能不夠全面，除了強兵勝敵的方法之外，“帝王之術”也必然包括君主駕馭、操控群眾和官吏的權術，以及鞏固自己權力基礎、維護君主統治的手段。而這無疑是法家最為擅長的，商鞅、韓非子都是如此。
另外，被公認為法家代表人物的韓非子與李斯一樣，同樣出自荀子門下。當然，荀子門下更多的弟子可能屬于儒家，但能夠出韓非子這樣的法家，那麼，就不能因為李斯跟随作為儒家的荀子學習帝王術，就想當然地稱之為儒家。
在我看來，荀子即便是儒家，若以法儒稱之或許更準确。韓非子和李斯都更多地繼承和發揚了他注重嚴刑峻法的一面。在李斯身上，法家的色彩無疑比儒家更為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