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寶庫中，“古苗文字”是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産。初步研究顯示，湖南城步擁有全國獨一無二的大量古苗文字實物實證。城步苗族先民創造了自己的文字--“苗文”，且流傳很廣，使用時間很長，有些常用“苗文”至今仍在使用。
城步古籍史料中記錄儲存下來的衆多古苗文字實證
在城步挖掘出的苗族古款等原始資料中，發現有類似漢族篆文的苗族文字夾在裡面。據嶽麓書社出版的《城步苗款》一書記載，城步苗族世代流傳的《苗款》中“天地起源款”就記錄和保留了19個古苗文方塊字。如下圖：
另外，清代末期陸雲士（又名陸次雲）所著的《峒溪纖志·志餘》中專門保留了“苗書二章”，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古代苗文資料。陸雲士說：“苗人有書，非鼎鐘，亦非蝌蚪，作者為誰，不可考也，錄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其中一章名曰《铎訓》，内容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天地君親為大，兄弟手足之親。孝乃人之百行，忠在人之本心。士農工商，各居其業。禮義廉恥，切著胸襟。子能孝父，變冬為春。臣若忠君，瑞氣盈門。忠孝兩盡，萬古留名。夫妻和睦，家事必成。弟兄友愛，萬事和平。幸逢比幹，忠烈直臣。管仲鮑子，不願分金。田氏睦鄰，樹發紫荊。鑒古來往，是道常存。綱常以正，日月洞明。乾坤清秀，宇宙光亨。又可調羹，君臣慶會。龍虎相迎，萬世永賴，忠孝是存。”《铎訓》苗漢文對譯如下圖：
苗漢譯文
清初城步苗民在武裝起義鬥争中廣泛使用過苗族文字
作為苗族聚居區，城步本是“化外之地”，明以前隸屬武岡、武強、武攸、靖州、臨岡、時竹等州縣管轄。城步建縣以後，城步苗族人民依然受到明清王朝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他們不斷揭竿起義，反抗民族壓迫。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爆發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的粟賢宇、楊清保苗族大起義，這次起義橫掃湘桂黔邊境，義軍英勇作戰，一次一次打退了敵人的猖狂進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乾隆五年閏六月，乾隆皇帝降旨，任命貴州總督張廣泗為欽差大臣，調集兩湖、兩廣和貴州等五省兩萬多官兵和數萬名鄉勇，向城步苗族起義軍展開大規模進剿。由于寡不敵衆，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苗民起義領袖粟賢宇、楊清保、吳金銀、張老金等相繼被敵人捕殺，苗民大起義失敗。在這次震動全國的以城步為中心的湘桂黔邊境苗民大起義鬥争中，苗族義軍曾廣泛使用過苗文。在起義過程中，起義領袖為了逃避清廷的通緝、圍剿，所刻制的印信、圖章，所印發的文告以及往來書信、手劄，均系苗文。這種似篆非篆的文字，就是城步苗族先民精心創造的“苗文”。“苗文”最早在城步橫嶺峒一帶使用，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已在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廣泛流傳使用，進而影響到湘桂黔邊境的綏甯、通道、龍勝、錦屏等苗族地區，但與苗民分界居住的漢民并不認識“苗文”，高高在上的清廷官兵更是視“苗文”為“天書”了。“粟楊起義”被鎮壓以後，乾隆帝為了強化對湘桂黔邊區苗瑤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采取如下六項措施統治苗區：一是築城安營，增兵設官。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于城步橫嶺洞之長安坪築城。以寶慶府理瑤同知率廳把總一員、兵丁一百名移駐長安，“分防城步、綏甯二縣苗瑤”（《湖南通志》卷4）。設長安營，置遊擊一員，駐守長安營；守備二員。二是籍沒叛産，召民立堡。将苗民的田地沒收歸官，共立堡十座，堡卒達四百戶，令附近苗民佃耕，政府收取租谷。三是安插苗瑤，編制保甲。在湘、桂、黔邊境的苗族聚居區内建立保甲制，以取代原來的苗族頭人、寨長統治。四是設立苗瑤義學，實行民族同化政策。五是蠲免租賦，減輕苗民負擔。六是剿滅苗文。為防止苗民使用這種文字再次舉事，乾隆皇帝下旨規定：“從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銷毀，永禁學習，如有違故，不行首報，牌内一家有犯，連坐九家，治寨長失察之罪。”（見《朱折》馮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是，朝廷對苗族居民進行逐寨逐戶地全面搜抄、清查、銷毀，永遠嚴禁學習和承傳使用苗文。
新中國成立後城步民間仍在流傳使用的一些苗族文字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字都是有生命力的。與漢文字一樣，苗文字也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盡管清廷對苗族文字采取了極為嚴酷的高壓政策，但苗文仍在民間秘傳，一些簡易常用的苗文字流傳至今。城步原漿坪鄉有位名叫陳顯馀（1902—1971）的苗族老人是個文盲，他的記性和心算能力極強，解放前以種地主肖某的佃田為主，他妻子皮氏是種田蒸酒的能手，是以他們夫婦倆還租了一座四排三間的木屋，開了一間賣豬肉和米酒的鋪子。當時做酒肉生意的人不多，當地人戶稀散，方圓10裡左右，居住100多戶人家，買酒買肉，賒帳的不少，必須記帳，陳顯馀不識字，怎麼記帳？當地楊姓居多，他就根據買貨人的年齡大小、個子高矮、外貌形象等，畫隻山羊圖，在羊的邊上加上大小高低記号。當地有兩戶姓蘇的，他就畫上大小兩把梳。當地有10多個姓，每個姓都有符号代替。記數則用苗民曾用的苗文符号，一個普通的苗族文盲都能用苗族符号記帳，可見城步苗文的影響力和生命力确實很強。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紀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較為簡易的苗文來記工分或記數，這些常用的代表數量的苗文字如下圖：
代表數量的古苗文字
2016年4月清明節期間，筆者回老家城步蘭蓉鄉掃墓，特意抽空前往報木坪村拜訪了苗文傳承人江長清，年過古稀的江老特意為本人書寫了從一到九十這套完整的苗文數字元号……江老至今還能用苗文書寫對聯、橫批和剪紙，每年春節，村裡的苗胞都向他索要苗文對聯、橫批和剪紙等。
另外，時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縣境内一些上了年紀的苗族木工，他們在做木工時，将一些苗族文字書寫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記号，這些苗文字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如下圖：
古苗文字和它們代表的意義
城步苗侗瑤一家，飲食居住言語服飾相同，文字相通。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城步宣傳部幹部丁中炎同志在清源公社黃傘大隊蹲點時，發現當地瑤族婦女中流行一種外人不認識的歪歪叙叙的文字。1986年至1993年，清華大學研究女書的副教授趙麗明博士根據這條線索，先後五次深入城步黃傘、漆樹田和寨子溪等瑤寨調研，終于在蘭蓉公社漆樹田瑤寨找到了會記瑤字的七旬老太太沈子娥，她一口氣向趙教授書寫了10多個瑤族記事符号。據趙教授研究，這種文字不能和語言中的詞一一對應，而是一個符号代表一句話，每句話都由線條形成符号組成一個方塊團，這種符号可用于通信、訴訟、發送情報等等，但隻能供瑤族婦女内部傳承使用。
新世紀城步陡沖頭古苗文字石刻群的發現和發掘過程，印證了城步古苗文字的真實存在
2010年底，我在城步苗族自治縣丹口鎮陡沖頭村采風時，發現了3塊古苗文摩崖石刻。邵陽市文物局于2012年3月組織省内外專家對這些石刻上的文字進行考察研究。中南民族大學民俗學碩士生導師、南方少數民族文字專家、著名女書研究專家李慶福教授和湖南師大曆史文化學院李紹平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湖南省“三查辦”主任吳順東等一行專家學者深入城步陡沖頭村，經調查考證，并與城步現存少量古苗文字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後，确認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傳了兩個半世紀的城步古苗文字。
2014年，城步陡沖頭古苗文字石刻群被列入國家文物局的重大考古發掘範疇。2014年6月至12月，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曆時半年的系統調查和考古試掘，該遺址的文化内涵、埋藏性質、時代跨度、分布範圍等多個方面，均取得了顯著的突破。在發現并初步确認“三體”苗文的基礎之上，還打開了早期岩畫、石雕藝術的神秘之門。通過半年多的艱辛發掘，取得了預期的結果。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發掘報告》一書中提到：
“城步石刻考古的最初切入點，在于更多苗文石刻遺存的發現及其性質、年代等方面的考證，但最終的收獲不限于此。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發現的苗文石刻、苗文相關的文字或圖符石刻和其他圖形石刻，以及各類建築基址等遺存點，已達到92處。近古居住址與近體苗文、變體苗文、漢義漢文之間的關系，也已脈絡漸清。
……
目前發現的存世苗文石刻主要為近體苗文體系。總字數約140字。筆觸剛勁有力。有較為固定的造字基本元素，常見在漢字原型上增減筆劃構成全新字的做法，但也常常雜糅漢字原型而不加變更。已能形成獨立的篇什。從目前可初步釋讀的内容看，可能涉及當時的居民點，或者訓示各處山産、地産的法定擁有者；後者的限制力大約相當于瑤族的石牌律。異體苗文所見不很多，但頗具原始宗教的符箓體格。或與道教在該地區的流傳相關。根據白竹山、大水溪一帶‘光天化日月圓之夜’之類完全性漢文石刻的普遍存在，結合大橋村官方镌刻的‘光天化日’大字石刻的可考紀年，初步推定該地區存世的苗文石刻的年代下限為清乾嘉之際。古體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目前參考金雞灣、新屋邊勘探、試掘所發現的多件宋代瓷器殘件，可暫定南宋。
岩畫的發現是城步石刻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新收獲。岩畫形象包括水生、陸生生物等。這項新發現的意義在于，既填補了省境内該項文化遺産的空白，同時也可能成為沅水流域白陶鳳鳥文化源頭式探讨的重要參考。水生生物岩畫所表達的對象多為魚類，雕刻手法同樣融彙了平面雕刻和淺浮雕工藝。岩畫主題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關乎生殖崇拜的本真式表現。還不乏取材于現實生活的器具形象、運動形象，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神異形象等等。”
2016年11月19日，湖南省文物局邀請省文物局專家委員會顧問金則恭，省博物館研究員劉彬微，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許道勝，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導譚必友，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吳順東教授等專家，在城步召開專題論證會，對陡沖頭石刻群進行價值評估與認定。一緻認為，陡沖頭石刻文字内涵豐富，分布集中，儲存完整，是珍貴的文化遺産，有的成篇成章，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認定為苗文，具有申報省級及以上文物保護機關的曆史、藝術、科學及其他重要價值，必須高度重視并予以重點保護。
然而，目前在城步古苗文字實物實證保護發掘工作中，還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主要展現在：（一）陡沖頭古苗文字石刻片區地理條件惡劣，自然損毀現象嚴重。陡沖頭地處南山山腰，平均海拔1100米，山高水冷，風急霧重，使數百年曝露于野外的苗文石刻群遭受日曬雨淋，風化和微生物侵蝕嚴重，一些年代久遠的石刻已經損毀，字迹模糊難已辨認。（二）村民文物保護意識薄弱，保護設施全無，石刻遭受人力物力破壞嚴重。陡沖頭原有大規模的古苗文字摩崖石刻群，曆經數百年的戰火洗劫、自然災害和人畜破壞，尤其是上世紀的開山造田等重大運動，不少石刻已被雷電和炮火炸毀、填埋以及牛羊踐踏、溪澗淹沒，儲存至今仍能看到的不過三分之一。自2010年被公開報道和初步發掘以後，前往考古發掘、參觀欣賞的各路人馬逐年增加，而采取的保護設施幾乎為零，石刻群遭受的人為損毀在所難免，安全隐患極為嚴重。（三）加強對古苗文字傳承人的搶救性保護迫在眉睫。據湖南省文物考古專家初步發掘，陡沖頭古苗文石刻群存世年代為南宋至清朝乾隆年間，存世時間長達六百餘年。加之清代乾隆帝開始實行的嚴酷的文字獄政策和民族壓迫，苗族文字長達300餘年無人傳承，即使家庭内部傳承也隻能在秘密狀态下小範圍開展，因而古苗文字已無人識别，能識别的也隻有一些簡單的數字、度量衡和方位文字而已。是以，加強對古苗文字傳承人的搶救性保護迫在眉睫。（四）古苗文字保護和發掘經費相當緊缺，相形見绌。城步是苗族自治縣、邊遠貧困縣，财政極為困難，正可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要拿出巨額資金保護和發掘苗族文字，建立古苗文字實物保護區，破譯文字密碼，幾乎是天方夜譚。是以，要破解這些問題與困境，有效保護挖掘這一文化瑰寶，仍然需要以政府部門為主導，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的全面參與。
作者簡介：雷學業，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苗學研究專業委員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湖南省民族研究學會會員、湖南省苗學學會會員。研究領域為苗族曆史、文化、民俗和苗族古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