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包惠僧的名字。包惠僧還參加了南昌起義，後來變節，曾任國民黨軍中将。新中國成立後，落魄的他給曾經的戰友毛澤東、周恩來寫信，迷途知返，并留下一些珍貴的回憶史料。
早期的記者生涯積累了改造社會的最初想法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黃岡縣一個普通農家。青少年時期的他為人處事直率沖動。1917年，他從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在一所國小任教，後因因與校長不和，不辭而别。不久後到另一所國小當教師，又因與校董不和被迫離職。一天，包惠僧偶遇做小報記者的同鄉，受同鄉鼓勵以寫新聞稿謀生。發表了一些稿件後，包惠僧跑去武漢發展。
很快，便在武漢身兼《漢口新聞報》《大漢報》等數家報館的記者。由于包惠僧的稿件敢于披露社會黑幕，得罪了一個大軍閥。幾個報館怕生事，取消了他的記者證件，他隻得變換筆名繼續投稿求生存。五四運動的浪潮平靜下來後，武漢官僚政府和報館互相勾結包庇，披露社會陰暗面的稿件越來越難以刊發，包惠僧不得已回到黃岡農村老家。
參加中共一大，擔任武漢共産主義小組書記
1920年2月，再次傳回武漢的包惠僧經人舉薦，當上了江漢通訊社的編輯。此時，陳獨秀前往武漢文華學校、武昌高等師範等學校發表了《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講。包惠僧被派去采訪陳獨秀。與陳獨秀的談話深深影響了包惠僧，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産生了濃厚興趣，随即回報館辭職。
這期間，時任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的陳潭秋與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棧。但陳潭秋從未透露過自己準備在武漢建黨的活動。
1920年夏天，一位叫劉伯垂的中年人來到金家客棧找包惠僧，說有一封陳獨秀的信要交給他。包惠僧看了來信，得知北平的一些師生正在籌備共産黨的組織，陳獨秀希望他聯系一些人，在武漢也建立共産黨的組織。包惠僧看後大喜，他并不知道陳潭秋、董必武已開始做建黨的前期工作。
随着武漢建黨步伐的加快，陳潭秋去北平拜見陳獨秀，知道了陳獨秀與包惠僧有聯系，彼此通過信，包惠僧也在信中表示願意參加武漢共産黨的組織活動。陳潭秋傳回武漢後，找到包惠僧，邀請他加入武漢共産主義研究小組，包惠僧一口答應下來。
1920年秋，由劉伯垂召集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人，在武漢成立共産主義小組，大家推舉包惠僧為書記，陳潭秋負責組織工作。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陳獨秀到了廣州，便去彙報工作。在廣州，包惠僧跟随陳獨秀一起參加了廣州共産主義小組的活動，了解了他們的發展經驗和工作經驗，并協助他做一些事務性工作。
6月初，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與上海的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等人商量，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産黨。李達、李漢俊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寫信聯系，确定了召開第一次中國共産黨代表大會的時間、地點。會議前，陳獨秀時間上有沖突，便指派包惠僧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同廣州共産主義小組的陳公博一道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共産黨的發起會”。
與毛澤東、周恩來成為好友，在黃埔軍校任職
在中共第一屆代表大會上， 27歲的包惠僧和28歲的毛澤東很快互相結識并成為好友。中共一大散會後，二人多有書信來往。
中共一大結束後，共産國際代表馬林派包惠僧前往廣州，動員陳獨秀返滬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包惠僧抵達廣州後，将共産國際代表的意見和與會代表的意見告訴了陳獨秀。9月9日，陳獨秀在他的陪同下到上海，住在漁陽裡2号。包惠僧随即傳回武漢，繼續做建黨的工作。
1921年8月11日，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了上司勞工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焘為總主任，毛澤東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則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後來因為人手緊張，調包惠僧與中央局成員張國焘等人一起辦《勞動周刊》。在那段時間裡，包惠僧與毛澤東也有書信來往。
1922年初，包惠僧傳回武漢，适逢毛澤東遭到湖南軍閥政府通緝，避居武昌黃土坡，包惠僧邀請毛澤東到他在中共武漢區委員會的辦公室兼卧室住了20餘天。期間，包惠僧與毛澤東朝夕相處，一起探讨中國革命的問題。
1922年5月，黨組織調包惠僧去北京做黨的工作，由李大钊介紹，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職以掩護身份。随後，包惠僧被選為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長。1923年，京漢鐵路“二七”罷工慘案發生後，包惠僧以“鼓動工潮罪”被通緝，不得已回到武漢，接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經黨組織同意，他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廣州參加國民黨工作。
1925年2月，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奉命率教導團随校長蔣介石發動第一次東征，校本部暫時成了真空，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恺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軍校政治部主任。這樣一來，黃埔軍校在同一個時期，就有了兩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來，後方是包惠僧。6月，軍校參加東征的學生全部回校複課，蔣介石也傳回廣州，聽取過包惠僧彙報工作。不久，周恩來調至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任黨代表。此期間，包惠僧與周恩來多有來往。
1926年9月至10月間，包惠僧随北伐軍抵達武漢，被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委任為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包惠僧接任後，立即着手拟定新聞檢查辦法，召開記者招待會解決存在的問題，但工作還沒有全面鋪開，又被委任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籌備處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獨立第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初，蔣介石加緊進行反共的秘密策劃。4月2日，蔣下令将由孫傳芳方面投降過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調至上海，充當屠殺上海勞工的劊子手。9日，蔣介石趕往南京，頒布戰争戒嚴條例十二條，嚴禁集會、罷工、遊行等，限制勞工活動。蔣介石加緊籌劃政變，而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仍陷于右傾麻痹思想。4月初，汪精衛從海外歸來，陳獨秀喜出望外，4月5日，他竟然與汪精衛發表了《聯合宣言》，為蔣介石“辟謠”，說蔣介石“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4月9日，蔣介石由滬赴甯，躲到幕後去指揮屠殺勞工。12日淩晨，上海勞工糾察隊被繳械，死傷近300人，上海總工會會所被強占。13日，上海勞工、學生紛紛集會，遊行示威，要求交還槍支，保護工會，又遭蔣介石軍隊襲擊。14日，反動軍警聯合展開“清黨運動”，四處捕殺共産黨員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整個上海一片白色恐怖。4月15日，廣州也發生了反革命事變，優秀共産黨員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此外，蘇、浙、閩、贛、桂、川等省也相繼發生反共“清黨”和屠殺，無數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壯烈犧牲。在武漢的包惠僧得到這些消息，完全不知所措。
《建黨偉業》中王學兵飾演包惠僧
革命流血事件令他放棄信仰，投靠國民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汪精衛最終與蔣介石合流。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秘密會議，确定“分共”計劃。15日，汪精衛對武漢地區的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進行了大屠殺，中國革命損失嚴重。
革命竟然如此慘烈，出乎包惠僧的預料。在讨論形勢時，他時而沖動，時而沮喪，亂了章法。
中共中央決定用武裝起義的方式挽救面臨滅頂之災的黨，起義地點選在南昌，周恩來被中央任命為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他訓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包惠僧抱病前往南昌，準備接管中共江西省委軍委工作。8月1日，南昌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蔣介石、汪精衛分别從南京、武漢和廣州方面調遣反革命軍隊，聯合圍攻南昌起義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前委決定按計劃退出南昌進軍廣東，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擇機再度北伐。8月3日到6日，起義軍陸續撤離南昌，期間，周恩來專門前往旅店找到病情加重的包惠僧，包惠僧說實在走不動，有個親戚在南昌，已經與他聯系過了，去他家住。
包惠僧在南昌表親家住了一個多月後，化裝逃離到九江，搭船回到老家湖北黃岡。後又輾轉逃到湖北武昌、江蘇高郵。在高郵住了兩個月，當地國民黨縣黨部與土豪劣紳也開始緝拿共産黨員和農會人員，包惠僧不得不攜家眷離開高郵去上海躲避，哪知上海情況更混亂。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包惠僧害怕、苦悶、失望，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從香港輾轉來到上海的周恩來，派上海黨組織的人找過他，讓他參加工作，他躲避、敷衍，自動退出了中國共産黨。為了生活，他重操舊業，用筆名撰寫文章，靠賣文為生。但賣文實在太苦，他又托人到國民黨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當參議。
1931年9月，正當中共一大的戰友毛澤東、陳潭秋、何叔衡在江西蘇區進行第三次反“圍剿”時，當參議的包惠僧則在國民黨政府混事兒。他感到收入微薄，又借助黃埔軍校的熟人找蔣介石，以圖為自己謀個好職位。蔣介石為了分化共産黨，破例任命他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包惠僧欣然上任。包惠僧的行為，已經是明顯的變節。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包惠僧為軍委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軍銜為中将，沒有實權，隻相當于幕僚的角色，但他曾經是共産黨的要人，現在雖然叛變，依然不為國民黨内部人士所認同，處處受到提防和監視。包惠僧在這種環境裡非常苦惱，1936年提出退出軍界，轉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參事，繼續混飯吃。
抗戰期間，包惠僧随國民黨政府遷到陪都重慶，脫離共産黨的陳獨秀也輾轉來到四川江津。1942年春天，包惠僧前往探望貧病交加的陳獨秀，還帶去一些錢财接濟他。兩位共産黨的早期創始人在破屋中談起往事，感歎不已。
1948年底，三大戰役相繼打響，蔣介石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國統區一片混亂，國民黨高官紛紛逃往台灣和海外。包惠僧帶着家眷不辭而别，栖身于遠離澳門市中心的僻靜小樓，靜觀時局變化。
共産黨的節節勝利使他迷途知返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從收音機裡聽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特别是中央政府裡面的很多重要人物曾與他關系較好。他左思右想，決定打個電報給周恩來，既表示祝賀新中國成立，又可借此投石問路。他字斟句酌，于1949年10月上旬給周恩來發了封電報：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
兄等以廿馀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争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來接到包惠僧的電報，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沉思半晌表示：回來可以。周恩來給包惠僧複電，歡迎他回來，并對香港的共産黨秘密組織給予訓示，讓他們協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舉全家來到北京。他傳回的消息，立即在共産黨高層傳開。第二天，曾經與包惠僧一起在上海開會的中共一大代表、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請他吃飯。包惠僧見到董必武，滿面慚愧。飯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幾句：“你那時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産黨的朋友了！”也告訴包惠僧：“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
12月25日，周恩來與包惠僧進行了長談，周恩來提出：“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産黨員，要對黨有個交代。”包惠僧回去後，寫了一篇長文，鄭重檢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場不堅定，脫離革命，投靠蔣介石的錯誤，認為自己“罪不可赦”。他的“交代”上報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認為符合實際，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1950年初，周恩來安排包惠僧進入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畢業後，配置設定他到國務院内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1952年8月20日，任命為内務部參事。1957年4月29日，包惠僧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有關部門給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靜的住處，在生活上給予優厚待遇。
1957年，《新觀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的見聞》，署名為“栖梧老人”。這是一篇早期的有關共産黨成立的史料，文章以當事者的口吻，記述了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一些研究中國共産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國共産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當時隻有極少數人知道“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于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歲。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他的回憶錄手稿，全書真實地記錄了他革命、變節，後又迷途知返的人生曆程。
——摘編自《炎黃春秋》2018年04期
作者：李金明
編輯：周怡倩